治标更要治本

一个有魄力的政治家现在只该关心两件事。第一是迅速处理引发愤怒的原因，尤其是要做更多的努力让经济尽快运转。一个好的开始是制定一个靠谱的方案解决欧元区的危机，然后集中精力促进经济增长，通过减少短期的紧缩政策来换取中期的调整，比如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富人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但使用的方法应该得当，比如减少税收漏洞并降低税率同样可以让富人交更多的税，大刀阔斧的金融体制改革，同时提高资本需求，全面落实《巴塞尔协议III》。

第二是讲实话，特别是对已经出现问题的事情。现在最大的危险就是对金融风险的批评正在演化成对全球化进程的无端指责。有必要提醒以下2008年危机的源头是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当时这个市场被政府管制的完全扭曲。金融家们确实犯了很多错误(大到不倒、滥用金融衍生工具等等)，但是巨大的财政赤字不是由于对银行的援助造成的，而是政治家们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做了太多的许诺，比如养老金和医疗保险，而社会根本无力承担。回想下现在的这些悲剧，从高价食品到失业的西班牙裔青年，多是因为国家干预的结果而同新兴国家的发展无关。

全球化要付出代价，而且西方面临的压力更大，但终归是利大于弊。只有开放的经济才能创造就业，而不是追随抗议者的本能反应。西方政府已经让他们的老百姓受过一次挫折了，如果还设置壁垒阻碍商品、文化、资本交流以及人员的跨国境活动，将是一个更大的错误。这次抗议是一场持久战中的第一轮攻击，而《经济学人》坚定的支持开放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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