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能投资公司理事约翰-希尔说，相比于欧洲基金而言，美国公司收取的佣金费用过高，他承认普通股东很难知道这些，因为他们看不到理事会手里的财务数据。而且很多基金理事会成员也不愿意因为佣金问题和咨询公司产生矛盾。如果他们强制降低佣金，那么一些有能力的基金经理就会投奔收入更高的风投基金。但是包括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主席里维特和哈佛大学的约翰-克茨在内的，熟悉基金行业的人士表示，基金理事只是没有动机去降低佣金。在他的几篇关于基金的很有影响力的文章中，克茨写到：“理事会不讨论最低的佣金价格，他们保护咨询公司免遭起诉，而他们并不真正监督这些公司。”

尽管对投资者不利，但是咨询公司不会放弃这块肥肉，佣金把他们的利润率抬到大部分上市公司都难以企及的高度。根据基金研究公司Strategic Insight的测算，上市咨询公司的税前利润率为40%，几乎是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平均水平的3倍。在2007年以前的几年，Capital Research and Management公司的利润率一直高达50%。晨星公司顾问保罗-埃伦博根说：“我想如果投资者知道咨询公司的利润水平一定会大吃一惊。”

然而现在立法者不太可能对基金公司制定新的改革方案。事实上当国会希望对多德-弗兰克法案进行大幅修改的时候，有人正试图去掉其中一些重要的条款，而正是这些条款引发了金融危机。律师巴里-巴巴什曾经负责管理证券交易委员会投资管理部门，如今他也是一名基金理事，他说：“基金公司没有卖掉次级贷款以及信用违约掉期，他们把这些资产作为防止改变的避雷针，好让人们觉得他们是金融危机的受害者。”

当然一些公司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最大的改变来自富达基金，2008年它把过去管理376支基金的理事会一分为二，一个原因是它自身业务不断扩大，另一个原因是证券市场变得越来越复杂。USAA基金理事会主席迪克-祖克尔说，由于业务不断扩大，他和他的同事正在考虑拆分理事会，他们现在监管着46支基金。

多年前，有人曾对基金监管系统提出过更严厉的批评，他甚至劝投资者把所有理事的辞掉。上世纪90年代，Yacktman Asset Management总裁唐纳德-亚克曼对当时的理事非常不满，他找了一些股东通过投票赶走了这些理事。尽管如今亚克曼对现任理事们赞许有加，但他还是对基金业理事会整体充满蔑视。他说：“他们的作用就是帮助证券交易委员会免受指责，这就像一个医生为了防止诉讼而让病人做没有必要的X光检查一样。”

Oppenheimer and Templeton基金前高管丹-卡拉布利亚说：“理事会对投资者毫无用处。”尽管退休后卡拉布利亚在几支公司当理事，但是他说这个制度没有任何保留的必要。他说，这些监管者有法定的权利来保护投资者，但是投资者首先必须组织起来要求他们行使这个权力。他说：“如果没有类似的组织，这个系统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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