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不考虑理事的资质，很多投资者也抱怨基金公司让这些理事同时加入了太多基金的理事会。如果这事发生在上市公司，人们会批评某人加入了太多公司的董事会。但是2010年，在YieldPlus的理事会，每一个理事都同时担任嘉信理财其他基金的理事。这些基金都有各自冗长的招募说明书，管理文件和合同条款需要阅读。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景顺投资的布鲁斯-克罗克特，他曾是一家卫星公司的CEO，2011年他成为了140支基金的理事，并获得了693500美元的年收入。前ABC高尔夫评论员史蒂文-梅林科现在成为了一位投资银行家，如今他是Longleaf Partners旗下三支基金的理事，他说：“也许我们不如那些人聪明，但是我无法想象，如何有那么多时间阅读那些必须要看的材料。”先锋基金创始人约翰-伯格说：“阅读这些材料本身就是挑战，基金公司的理事要么获得的报酬远远低于他们的付出，要么就是远远高于他们的付出。”

在一次采访中，克罗克特说理事们能够应付监管多个基金的职能，因为这些基金都大同小异，还因为理事可以快速的掌握新知识，他说：“理事会监管的基金越多，获得的经济效益就越大。”为了减轻工作量，一些理事会通常会把特定的基金分配给特定的理事进行监管。通过对克罗克特和其他20个理事的采访，《财智月刊》了解到，他们在会议上很少发生争执，原因是这些人和咨询公司的意见总是一致。

同样，咨询公司的高管认为指责理事会随便通过决议是没有根据的。Capital Research and Management董事长哈格说：“我可不傻，不会把可能被理事会否决的提案提交上去。”然而，一些投资者认为在纵容和支持之间只有一线之隔。比如在企业界，董事会经常公开和高管做对，2011年很多董事取而代之成为了CEO。但是基金圈内人说，他们想不起来有哪个理事取代了咨询公司CEO的例子，甚至理事会要求辞掉某个项目经理的例子都非常罕见。理事们认为这种压力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咨询公司知道每个人的工作能力。克罗克特说：“我不会告诉他们该把谁辞掉，这不是我的工作。”

但是很少有投资者知道基金理事的工作到底是什么，部分原因是基金不召开董事大会；也很少有外人知道这些理事获得的报酬以及他们到底在多少支基金担任理事，因为这些资料都不公开。其中最让人震惊的是达孚集团的瑟夫-迪马蒂诺，直到1994年退休前他一直是这个集团的总裁，然而现在他是达孚旗下173支基金的理事。一年前他还成为了理事长并且从达孚基金投资者那里获得超过100万美元的收入。前国务院官员，现在是迪马蒂诺同事的霍丁-卡特说：“迪马蒂诺用他的经验为股东筛选好的投资项目，我们不会嫌给他100万美元的报酬太多，因为他的工作非常出色。”

弗格斯-里德是JP摩根的董事长，负责管理该公司旗下的154支基金，然而他同时又是这家公司长期以来的竞争对手摩根斯坦利所管理的105支基金的理事。2011年，里德从摩根斯坦利那里获得了66万美元的收入。里德表示自己能够把握分寸，他就像那些同时代表某一领域竞争企业的大律师事务所或者会计事务所一样不会徇私舞弊。然而他也承认，没有人对此事提出异议确实让他感到有些惊讶。(JP摩根声明他们对理事的承诺有信心，而摩根斯坦利拒绝发表评论。)

尽管像YieldPlus这样的情况很少发生，但是批评者指出，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正在为基金管理的混乱买单，而且数目惊人。对投资者的冲击从基金业自身的利润开始，到高额的管理费用结束。2011年只有23%的积极管理型股票基金超过平均收益率，而只有20%超过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收益，而过去五年61%的股票基金收益率低于标准普尔500。

很多研究表明，高额佣金及其他费用导致了基金糟糕的业绩。以资产权重为基础，积极管理型股票基金每年收取股东的佣金为0.9%，或者说每投资10000美元就要收取90美元的佣金。即便表现最好的基金，长期来看收益也无法补偿这些费用。(扣除费用后，指数基金一直比其他类型的基金业绩要突出，但是每投资10000美元也要支付16美元的费用)当然一些基金还根据销售额的5%或者更高来收取佣金。前证券交易委员会委员安妮特-拿撒勒说：“这些费用影响巨大，却很少有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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