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对于工作时间长，而且工作进度必须按照别人的时间表而定的人而言，不可能同时成为合格的父母又把工作做好。我意识到如果想要拥有一切，至少对我而言要视工作的性质而定，也就是说很多工作无法让你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至少不能较长时间拥有。

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意识到了这点，包括米歇尔-弗卢努瓦、凯伦-休斯和玛丽-马塔林等多位高官都为了家庭而放弃了公职。马塔林在辞职时曾说：“女人要想兼顾家庭和事业，唯一的办法就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时间。”然而她们辞职的决定却让外界不解，在华盛顿人们总是认为“回去多陪陪家人”就是被解雇的委婉说法。一个人怎么会为了做父母的责任放弃权力呢？尽管每个政治阵营都高喊“家庭价值”，但是这种观点仍然在华盛顿甚嚣尘上并让生活工作之间达成平衡变得更加困难，而如果身处高位的妇女不说出来，现状就无法改变。

年轻的职业女性总是被和我同龄或者更长一些女性攻击，现在我越来越理解她们了。今年我在纽约做了一个讲座，一些60岁以上的妇女告诉我她们为我高兴和自豪，因为我成为了女性外交政策专家。一些人拿我和现在年轻女性的职业选择进行对比，责备这些女孩就是不愿意去取得更大的成就，还有一个不知道我换工作经历的人说：“这些女孩以为她们不能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

这次演讲以后，我和一些30岁的女性一起吃午饭，我的对面坐了两个活力四射的年轻姑娘，一个为联合国(微博)工作，另一个在纽约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她们很快就和我谈起如何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实现平衡的问题。其中一个说，她们所的女性合伙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都做了很大的牺牲，她们可能会为了生孩子停下来两年，但是之后就疯狂的工作来弥补那段时间带来的损失，这样她们只能见证孩子的童年，而无法看着他们长大。另一个女孩说，她所见到的成功女性都要雇佣全天候的保姆。很显然，她们不想要这样的生活，但是不知道如何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做取舍。

我的母亲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外婆出生在上世纪初，和她们相比，出生于50年代的我无疑是幸运的。尽管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艺术家，但是她取得这些成就都是在我两个哥哥离开家以后。20岁的时候，尽管外祖父和母亲的哥哥去了医学院读书，但是母亲被告知不能去，因为以后她要嫁人。我感谢这些60岁到80岁的妇女，是她们的努力让我现在有了更多的自由和机会，不再面对性别歧视。可是尽管充满感激，我们仍然需要重新思考女权主义。

我知道美国大部分女性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畴，这里我指的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有高收入的女性。尽管为了养家糊口，我们必须要工作，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工作的类型和强度。而其他很多女性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她们担心的不是能否拥有一切，而是能否保住她们已经拥有的。尽管女性的地位和收入比1972年时提高了很多，但是研究表明她们的幸福感却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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