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国务院第一位女性政策规划部主任后，我天天都要和各国政要打交道。一个周三的晚上，我参加了奥巴马总统夫妇举办的招待晚宴，而我满脑子想的确是我的儿子，现在他有各种恶习：逃学、不交家庭作业、数学成绩不及格。整个夏天，我们很少说话，或者说他很少和我说话。好几次当我要参加重要会议的时候，我接到了来自家里的紧急电话要我赶紧回家。丈夫负责照顾两个儿子，他总是尽可能支持我的工作。除了紧急情况外，我一般只有周末才回到位于新泽西普林斯顿的家。

一天我去一位白宫女性高官的家中做客，她也有两个儿子，住在加利福尼亚。我和她抱怨不能陪在孩子身边的痛苦，并说：“当任期结束，我要写一篇文章，名字就叫《女人不能拥有一切》。”她惊呼到：“你千万别写。”她的意思是如果一个成功女性说出这样的言论将对年轻女性产生恶劣的影响。随后我们岔开了话题，但是我意识到，一直支撑我事业前行的女权主义思想开始发生了动摇。我曾认为如果我能在国务院或者白宫做我喜爱的工作，我会尽可能的多干几年，可是2011年，当我2年的任期结束后，我迫不及待的离开了那里。

很快各种困扰纷至沓来。人们问我为什么离开政府，我回答不仅仅是因为普林斯顿大学的规定(离开2年就要失去教职)，还因为我想和家人在一起(又想当政府高官又想陪两个儿子是不可能的)。我没有成为家庭主妇，作为普林斯顿的教授我依然忙碌，但是一些和我同龄或比我年长的女性还是不理解我的行为，她们有人表示失望，而有人充满了不屑，前者是觉得我离开华盛顿损失太大，而后者则坚称不会像我一样，她们不会放弃工作，而且自己的孩子以后照样有出息。

前一种反应认为我的选择即可悲又不幸，这已经很让我反感了，而第二种反应更是让我怒不可遏，这些人竟然诋毁我的教养以及对职业的忠诚。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人生应该是另一种模样：我应该继续是个女权主义者，洋洋得意的和高端人士交谈；当有人说为了家庭要选择轻松一些的工作时，我应该露出轻蔑的笑容并显得自己高高在上；我还应该告诉所有年轻女性，不管做什么工作，你都能兼顾事业和家庭。

今年春天我去牛津大学为40多位年轻人举办了一场讲座，向他们倾诉同时成为一个政府高官和一个母亲的痛苦，我告诉他们如果继续留在政府工作，我将无法履行做母亲的职责。学生们听的全神贯注并提了很多有意义的问题，一个女孩感谢我不是又一次宣讲“女人可以拥有一切”，或者是教育在座的女孩如何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很多女孩都认为以后会做出某种妥协，而男人通常不会做出这样的妥协。

这些年轻人与我同龄人思想上的差距促使我写下这篇文章。即便家庭和事业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我们这一代女性仍然奉行女权主义，可是现在年轻一代已经厌倦了这些说教，她们认为“女人可以拥有一切”并不现实。当然我仍然相信女性可以拥有一切，就像男性一样，我们可以事业家庭兼顾，但不是今天，不是在当前的美国经济和社会架构之下，而我过去三年的经历迫使我必须面对这个冰冷的现实。

在我为政府工作以前，我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学术界：我是法学院的教授，普林斯顿威尔逊学院的院长。这些工作难度都很大，但我仍然可以安排好自己的时间，我可以照顾好孩子，同时顺利完成自己的工作。尽管我要经常出差但是我总能抽出时间陪伴自己的家人。作为上司，国务卿希拉里和办公厅主任谢里尔-米尔斯非常体恤下属。但我的工作仍然必须从每周一的早上4：20开始，我必须那个时候起床才能赶上5：30开往华盛顿的火车，然后工作到星期五深夜，在搭末班列车回家。在工作期间我异常繁忙，一言蔽之就是文山会海。我只能去24小时营业的商场购物，包括洗衣服、做头发以及购买圣诞礼物，我都只能在周末完成，而这些活动又必须穿插在孩子的运动会、音乐会以及家庭聚会之间。我比很多同事都幸运，因为每月可以有一天的额外假期。希拉里经常故意早上8点到，晚上7点离开，这样她的下属在早晨和晚上可以有更多的家庭时间。(当然她在家也工作到很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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