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尔格16岁起就成为了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他在纽约长大，从小就住在一个工会资助的合租公寓里，那里充斥着激进的政治思想。11岁开始，他就沉迷于玛雅象形文字(现在只有部分被破译)，他把自己翻译的玛雅文邮给了这一领域的一位著名学者，那个人对他印象非常深刻，并且帮助伯尔格获得了安多佛飞利浦中学的奖学金。

多年后，伯尔格从芝加哥大学毕业了，他的研究领域使得他有更多的机会和不同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接触。他的论文研究的是一个马达加斯加的乡村社区Betafo，那里的人是由贵族和他们奴隶的后代组成的。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削减了对马达加斯加的援助经费(这也是伯尔格抗议的一种微调政策)，中央政府抛弃了这个社区，让他们自生自灭。后来当地人创造了一个公平的社会，那里不管达成什么决定都必须由当地10000人经协商达成一致后才能执行。如果必要，刑事审判可以由民众来执行，但是如果处决被告，还要得到他父母的许可。

直到1999年发生在西雅图爆发了反抗世界贸易组织的大规模示威后，伯尔格才彻底的变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当时他还是耶鲁大学的一个副教授，正在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术研究上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渴望参加的运动正在出现。伯尔格说，如果你真的决定做什么事情，那么很快就会有进展。第一次行动，你完全就是个外行，什么都不知道，可是第二次，你就知道了一切，当第三次的时候，如果你想，那么你就可能成为一个领导人。只要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每个人都能做到。

对伯尔格而言那是一段幸福的日子。在纽黑文他是一名学者，而在纽约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并在那里花费了更多的时间。他联合激进分子、艺术家以及自称为“直接行动网络”的人一同创建了一个新的团体，并且定期举行集会和游行。

2005年底，在伯尔格即将获得终身教职的时候，耶鲁大学解除了和他的合约。伯尔格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他的案子在耶鲁和整个人类学界都引起了轰动。他坚持认为他的政治主张是被辞退的重要原因。有人认为这件事说明，现代的大学就是某种伯尔格一直反对的等级森严的组织。

Thomas Blom Hansen现在是斯坦福大学的人类学教授，他曾经和伯尔格在耶鲁大学一同共事并是非常好的朋友，据他的回忆，伯尔格非常尊敬学校里的长者，但是他并不是那种圆滑的人。他在人类学领域里很有成就，但是如果把生命的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学术领域，这种单调的生活他一定不会喜欢。

每一个参与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人，从伯尔格到杂志《Adbusters》的编辑，再到反对削减预算的纽约人，都对这场运动的成功表示吃惊。美国的左翼运动世界，掺杂着激进份子与和平主义者，民权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他们经常因为争吵和相互的误解而处于分裂的状态。占领华尔街运动最显著的一点是，它的出现要归因于这种趋势，而不是避开这种趋势。在伯尔格看来，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成功不是因为他的策划者的能力，而是要归功于运气、时机还有美国普遍存在的愤怒和梦想破灭的情绪：缺少就业、政治进程陷入停顿，个人和国家一样负债累累。

伯尔格看待债务问题并不是仅仅认为有太多债是坏事。在他的书里，他探讨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债务扭曲了人们互相帮助的天性。就像亚当-斯密所说，经济学教科书通常认为钱和市场的出现是因为人们以物易物、物物交换的天性。亚当-斯密指出，在没有货币之前，人们会利用七只鸡交换一头羊，或者用一袋谷物交换一双凉鞋。然后一些有远见的商人意识到，用一个共同的交易媒介给这些物品定价，交易起来将更容易，比如使用白银和贝壳。但是人类学家已经争论了几十年，关于教科书里讲的这个故事好像并没有发生过。伯尔格的书中引用了人类学家Caroline Humphrey的一段话这样写到：没有一任何个关于纯粹的、简单的物物交易经济的例子曾经被描述过，更不用说由此产生货币了。

人们在没有货币的社会并不以物易物，除非是和完全陌生的人或者是敌人进行交易。他们通常是互相赠送物品，有时候是以进贡的方式，有时候为了以后得到回报送出一些东西，或者有时干脆就是礼物。因此钱不是商人创造出来简化物物交易的，他是诸如古埃及的国家或者是古苏美尔的庙宇创造出来的，为了更有效的征收税款或者可以更容易的衡量所拥有的财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引入了价格的概念以及一个客观的市场，并且摧毁了以前存在的所有互相帮助的网络。

这就是古代历史，为什么要说这些？伯尔格表示，因为钱将责任和义务的社会属性转变成了债务这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现在我们认为还债是至关重要的，而这种意识正摧毁着我们彼此照顾的冲动。债务不是神圣的，人际关系才是。如果理解了债务产生的社会根源，当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将更加愿意重新思考债务，是否还有抵押贷款、信用卡债务、学生贷款或者整个国家的负债。持续不断的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启示就是，如果认为产生这些债务的体制非常重要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免除这些债务。国家并不真正属于人民，至少理论上是这样。我们给了银行制造货币的权利，然后银行再把钱借给我们。是我们共同创造了这一切，我们也可以让它变得不同。

伯尔格的书受到了人类学界的好评，并正在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只有个别主流的经济学家认同他的观点，乔治梅森大学的泰勒-考文是其中的一个，他认为伯尔格触及到了人们的内心深处，他认为伯尔格的观点是对的，而亚当-斯密是错的。

在书的最后部分，伯尔格给出了一条政策建议：就像圣经中所提到的“大赦”，免除所有国际的和消费者的债务。大赦在当代社会已经绝迹，但是在古巴比伦、亚述帝国以及古埃及都非常普遍。如果不这样，统治者会发现当收成不佳，很多农民负债累累的时候，将会出现骚乱和暴动，第一次书面文件上记载的是一个闪族的国王颁布的债务削减法令。伯尔格认为，这样是有意的，不仅仅是因为可以免除很多人的痛苦，也是因为这样可以提醒我们金钱不是万能的，欠债还钱并不是道德的实质，这些都是人为安排出来的。如果民主真的有意义的话，那么应该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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