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美国人吗？”他问，也许一个中国人要做他的老板，多少令他心理有点不平衡。

“我是来帮助你的人。”时大鲲说。

“你在美国住了多久？”对方接着问。

“我在美国住了多久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帮助你。”时大鲲回答。

在跨国企业28年历任不同角色，时大鲲觉得最重要的调整是自我观和价值观：“我为什么要来，我来能体现什么价值。”他每到一个地方就任，会首先问自己这个问题。2005年4月5日，当摩托罗拉宣布他卸任中国第一阵线的中国区总裁一职，转而专注亚太业务地区业务开发时，时大鲲也不免要重新思考这两个问题了。

对于职位的变动，时大鲲曾对媒体说：“我认为人生的路上，肯定有些事，不完全出于自己掌控的。更确切的说，人生大部分的事，其实都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下的。”

回头看时大鲲走过的路线，似乎不经意，但“过去点点滴滴想起来感触很多，我一直觉得自己可能回到亚洲的感觉也不是没有道理。”时大鲲现在仍然记得他目送大儿子上校车的一幕，上小学的大儿子被迫从后门上车，感到受欺负的儿子对他说：“爸爸，我不想上学了。”为此，时大鲲一个多月来站在上车点看着他儿子上车，后来干脆开车送他上学，时大鲲庆幸当时这么做了，因为他觉得“这个投资的感情回报太高了！”

而后来大儿子的一幅画让他最终决定向公司申请调到亚洲来。在画里，一个黑色头发的小孩一个人坐在树下，看着很多小朋友在操场里玩，画的标题是“有朋友多好”。“我一看心里就觉得很凉”。于是1988年，他携家前往日本就任。但为了儿子能和美国高等教育顺利接轨，时大鲲又于1996年回到美国，那时他已经是通用电气最年轻的副总裁之一。最后，韦尔奇说：“要成为一个世界级的领袖，必须在世界各地都呆过，你一定要去欧洲。”而时大鲲认为：“没有说非要去哪个地方不可的事情。”时大鲲选择了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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