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亚洲在道路、桥梁、交通运输以及供水和电力等方面的基础设施项目有可能因此而更容易地融到资。那种认为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政府债券“不存在投资风险”的看法在多年遭受质疑后，终于不再能够成立。这使得许多国际投资者纷纷寻找能带来稳定而安全回报的替代投资品。

在这种情况下，道路、电站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有可能对这些投资者产生吸引力。此类项目往往能在长时段内（通常是20至30年）提供稳定和可预测的现金流，其年金式的投资回报符合退休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和伊斯兰金融机构等买入并持有型投资者的投资标准和风险偏好。幸运的是，这类融资来源恰好在全球总的储蓄盘子里正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而且它们对传统的主权投资品种日益感到担忧。

上述投资者关注焦点的这一转变对亚洲而言来得正是时候。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预计，亚洲经济体在未来10年内需要筹集8万亿美元资金来满足本地区基本的基础设施需求，修建供水、交通运输和能源等一系列设施。标准普尔认为，亚洲的电力需求将大幅增长。

迄今为止，上述基础设施所需的建设资金大多是由亚洲的政府和银行提供的，但这些资金来源正日益受到限制。《巴塞尔协议III》（Basel III）有关银行资本金的规定要求，银行在发放项目融资等风险更高、期限更长的贷款时，贷出的款额中银行自有资金的比例也需相应提高，这将不可避免地推高贷款成本。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社会需求也需要政府动用公共资金加以支持，而面对人口形势的变化，政府还必须在基础设施需求和财政的长期可持续性之间求得平衡。

亚洲决策者面临的挑战在于，要将亚洲的基础设施债务转化为一种全球性的流动性资产，同时创造出一种有利于吸引私人投资的环境。做到这一点的希望很大，虽然做起来并不总是那么容易。

有些挑战很明显。亚洲的领导人们必须就接受外国投资的问题在国内建立起共识，特别是在公用设施等具有政治敏感性的领域；在确定债务条款时，他们还必须确保在全球投资者的利益和本国纳税人的利益间实现正确的平衡。

除这些显而易见的挑战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需要关注。首先，决策者需要继续努力开发具备可预见性的监管和法律制度，并为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和管理建立公开和公正的程序。如果没有这些基本的可靠保证，是难以从国际机构吸引来投资的。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缺乏这种保证，国际上专门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的基金迄今为止在亚洲大多数地区都涉足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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