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两位教授还警告称：“政府债务规模往往要发生大爆炸，平均增长86%。”更令人吃惊的是，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首要原因还不是救援银行系统的成本，而是“在漫长而极深的收缩期，政府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税务收入崩溃的折磨”。他们并表示，“旨在减轻收缩痛苦的大规模反周期财政政策”往往也是代价不菲的。

就是这样，在政府试图刺激经济的时候，偏偏税务收入大减……这听起来似曾相识吧。

我们应该明白，这两位研究者的报告是在2008年年初发布的，当时距离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出事还有几个月，而距离后来的美国国际/美国银行/花旗/美林/房利美救援更是长达一年的时间。那时，美国股市的水平较之2007年10月冲上的史上最高点也非常接近。后来一切不可逆转地发生之后，他们将自己的研究集结起来，出版了《这次不一样？800年金融荒唐史》(This Time Is Different: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一书。

信贷泡沫

事实上，不但信贷危机足够决定我们所经历的收缩与其他周期不同，而且信贷泡沫本身也与其他泡沫不同。

正如格罗斯(Dan Gross)在《大泡沫》(Pop! Why Bubbles Are Great for the Economy)一书当中所指出的，典型的投资泡沫总会留下一些价值。无论是十九世纪留下的成千上万英里的铁路，还是1990年代留下的众多光纤，泡沫过后，总归会有一些可用的基础设施。所有这些过度投资，这些泡沫的产物，其实迟早有一天都会变成经济的积极因素，差别只是时间而已。当年Global Crossing、Metromedia Fiber和其他破产公司铺设的光纤现在岂止是有用，简直是非常有用，它们支撑着谷歌地图、Netflix视频流，还有Twitter。

可是，信贷泡沫之后，又会为我们留下什么呢？没有实实在在的基础设施，没有技术革新，也没有研究突破，有的只是不但削弱我们的经济，还折磨我们的灵魂的东西——债务。这债务当中不仅仅有普通的，或者说老式的资产负债表上的债务，还有堆积如山的消费者债务和政府债务，这些都是不利于经济前进的。

事实上，信贷泡沫所产生的，恰恰是最不利的结果。那些以前叫做消费者的人们，现在用术语应该叫做“去杠杆化者”，他们未来十年的时间都不得不将自己大多数的收入和精力用来解决自己的债务问题，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购买更多商品和服务。同样债台高筑的还有各州及地方政府，他们也不得不采取类似的姿态，节衣缩食，而这必然会对后危机时代经济的增长施加额外的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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