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在这家资产管理公司已经工作了12年，这些年来，他亲眼目睹了亚洲投资者是如何逐步成熟起来的。不过张伟认为，在当今股市如此动荡的环境中，要让亚洲投资者更好地实现投资多元化，仍有不少工作要做。拥有教育学硕士学位的张伟喜欢诲人不倦，难怪投资者教育会成为他为公司在该地区发展所制定战略中的一个关键。

在他的带领下，如今富兰克林邓普顿在香港和台湾的市场占有率分别占到大约10%和20%。该公司在上海还拥有一家合资企业──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Franklin Templeton Sealand Fund Management Co)，名下所管理资产总计20亿美元。

张伟近日在香港接受了《华尔街日报》记者专访，其间谈到了他所处这个行业过去十年间在大中华地区所发生的变化，以及中国金融改革的步伐。以下为经过编辑的专访内容。

《华尔街日报》：当初您加入富兰克林邓普顿时，这家公司在香港的经营状况如何？

张伟：十二年前我在香港加入这家公司时，我们名下所管理的资产规模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大约有1.5亿美元。目前这个数字超过了90亿美元。起初几年，我们耐着性子在香港开拓，后来事情开始慢慢有了起色。最初我们只销售一两种产品，包括一只美国政府固定收益基金。业务非常集中，我们取得了不少成功。

《华尔街日报》：贵公司在大中华地区的成长过程中，您扮演了什么角色？

张伟：我的第一项工作任务是实现我们所销售产品种类的多样化，并扩大销售渠道。当时销售渠道非常窄，仅限于几家国际银行。如今我们在香港注册的基金超过40只。过去我们基本上只是被视为新兴市场和股市专家，但我的一个目标是要实现多元化，因为我们所做的远不止于此。我们后来还将产品扩大到了固定收益基金。

《华尔街日报》：亚洲投资者主要有哪些特征？

张伟：亚洲投资者的投资目光相对比较短浅，尽管实际上共同基金是一种长期投资工具。未来还有许多投资者教育工作需要完成。我所在区域、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投资者有个主要特征，他们的思维方式往往是“非此即彼”。十年前，言必称股票。就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夕，投资者们变得更厌恶风险，于是转向了固定收益产品，我们很欢迎这样的趋势变化，因为我们有一些很不错的固定收益产品。

在随后的两年中，我们搭上了这波变化的顺风车。金融危机让人们大受损失，于是他们一股脑儿地转而去投资固定收益产品，尽管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说，你需要多元化的投资组合，需要实现资产配置的多样化。这个转变在香港和台湾的投资者中相当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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