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金融行业好事连连。
首先，央行易帅，曾长期担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央行副行长的学者型官员易纲先生接替周小川出任央行行长。易纲先生在任外管局局长及央行副行长期间，其对金融行业的施政理念就非常清晰，概括而言，可以“积极”、“稳健”两词来概括。
“积极”是指易纲先生对于金融业的改革开放始终抱着积极推进的态度，是国内外知名的“改革派”；“稳健”是指易纲先生在推行具体方案的过程中，审时度势，松紧有度，从不冒进，能够很好地把握金融业改革开放的节奏。他在多种场合明确表示：在金融开放的同时，要重视防范金融风险，要使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开放度相匹配。
易行长的这番话引人深思。
我们一方面要推进金融的改革和开放，尤其是推进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与国际市场互联互通。但另一方面，由于我们的监管经验不足，监管能力欠缺，对于金融业开放后局面的掌控缺乏信心，又制约到我们金融业开放的进程。
事实上，中国金融业开放的步伐相比其他部门来说相对落后了，也正是出于对我们自身监管能力的重重顾虑。
然而，时间不等人。我们在金融业开放上的步子慢了，国际社会看得一清二楚。现在，它们等不及了，开始对中国施加压力。
特朗普借贸易问题发难，要求中国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其中很重要一方面就是金融行业的准入。中国本来也是要打算进一步打开国门的，所以索性就出台一系列“超预期”的开放举措。在今年的博鳌论坛上，易行长提出在6月30日前落实“六大金融开放举措”，另外还有五项金融开放举措将在年内落实，给市场注入了极大的信心。
这些金融开放的“大礼包”之所以是“超预期”，是因为大多数之前并没有列入明确的时间表，市场人士无法提前预测到。
过去，中国在金融行业的改革开放中，习惯于“不设时间表”。不设时间表当然也有好处，避免了仓促上马、急于求成，或者勉力而为，效果不佳。但是，“不设时间表”的弊端也很大。
首先，市场不知道未来金融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无法进行相关的规划与布局。尤其是国外的金融同行，不知道中国在某个具体的领域的开放进度，很难去提早进行技术、人才和研发等方面的准备。有的各方面早已准备好了，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但望眼欲穿最后却见不到东风的影子，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久而久之，留给外界一个印象是，中国的金融业开放是“干打雷，不下雨”。甚至中国对金融业开放承诺的可信度也受到怀疑。
其次，如易行长所说，要使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开放度相匹配。如果我们金融开放的具体时间表没有，监管层面也很难根据金融开放的进度去培育相应的监管能力。监管能力是多方面的，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全部齐备，而是要根据金融开放的进度来进行轻重缓急的安排。这就需要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在哪个时间段完成哪件事，需要什么样的监管能力，从而需要什么样的监管人才，应该研究什么样的监管课题，等等。如此才能落到实处。否则，没有金融开放时间表，下一步做什么都不知道，一个项目是一年后做还是十年后做都不知道，所谓配套的监管能力，也会一直飘在空中。一句话，需要有了清晰的时间表之后，才能真正做到“监管能力先行”。
中国金融业开放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开放。如果说，过去中国对此没有经验、信心不足的话，现在，经过了1997年和2008年两个“金融危机”的学习窗口，有着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及几十个国家的经验样本，应该有勇气拿出一个时间表出来了！如此，金融从业者（以及投资者）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预期，金融监管层也知道在哪个时间该干什么，大家各司其职，一定可以把中国的金融市场建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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