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编剧阿瑟•米勒在1949年写成，反思的是1940年代的美国，一个雄心勃勃的商业帝国害上了成功热病。1979年，这出戏由英若诚引进并主演，阿瑟•米勒也来到中国指导，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在中国上演的第一出外国戏，它遭遇了巨大的压力──一个商业文明消失了30年的国家如何反思商业社会？当时美国《新闻周刊》评论说：“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没有一个推销员！”阿瑟•米勒也忐忑不安，他担心作品的内容远远超出了中国所知的仅具雏形的商业文明状况，“我怎能指望把中国人记忆里本不存在的一种生活认识创造在舞台上？也许我会一败涂地。” 仅仅过了30多年，中国也害上了成功热病，甚至更重，假使阿瑟.米勒活在世上又来到中国，他会对这出戏感到信心满满吗？

《推销员之死》讲了一个叫威利的推销员，整天陪笑脸，瞎敷衍，结交朋友，讨人喜欢，以此招揽生意推销产品……因为天赋或者际遇的缘故，最终他也没挣着什么钱，失败而归。他的哥哥是个浪漫主义者，对挣钱那一套不感兴趣，偏爱独来独往与自由自在。威利的两个儿子，既受到成功热病的感染，又怀有“弑父”情结，他们选择游戏人生。威利的太太是家庭温情的象征，不论成功失败，她都怀有包容之心。可是，来不及了，威利感到走投无路，他只有最后一博：把自己弄死，换得一笔保险赔偿金，留给家人。

1978年的中国，在阿瑟•米勒眼中，实在太具有差异感。他被好奇心刺激得左右不是，光日记就写了十几万字：永远散发刺鼻氨水味和臭味的苏式厕所，提醒人们时刻警惕肉体的衰败；不要随地吐痰的标语满街都是，一个喜欢晨跑的人衣服上也要写上“别朝我吐痰”；外国人好稀罕，一旦碰上一个，铁定还是个“外国专家”……最首要的，他需要让演员和观众了解，究竟是什么杀死了推销员。

保险是需要解释的名词，一直到1980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才成立；威利一边对自己在商业世界的失败感到愧疚，一边向往田园生活，这也使当时的中国人难以理解，1970年代末的北京刚刚有一些公寓楼，能住在那里当然好过在乡下。而威利，他为了赚钱不择手段，这不是罪有应得吗？阿瑟•米勒试图说服演员相信，威利是一个不算正面但值得同情的人物，这也不是个有关恨的故事，而是一个有关爱的故事，他并非罪有应得，杀死推销员的不是他本人的贪婪，而是弥漫商业帝国更大的贪婪。最终，演出看上去是完满的，阿瑟•米勒在日记里写：“剧情中我们西方人笑的地方，中国观众也笑了，我也看到，许多观众在为威利啜泣。”而当时的新华社是这样报道的：“《推销员之死》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垄断。”

人艺新排的《推销员之死》已经放出了海报：一张东三环国贸桥附近高楼林立的照片，天际线有如一面镜子，将高楼大厦倒映在空中。那里还真是一个蛮有象征意义的地方：这座城市的每个淘金者既会被那里吸引，又会感到害怕，高楼大厦的灯光好象巨龙的鳞片，它们闪亮闪亮，它们又张着大嘴将每一个人吞下。

我热切地向一个企业家朋友推荐新版《推销员之死》，我们甚至讨论，假使这个故事就发生在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杀死了威利？这个朋友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他算得上一个中国版的“推销员”，少年创业，中年有所成就，他也受到成功热病的驱使，也相信商业文明霓虹灯抛出的媚眼所表达的暧昧许诺，他比威利幸运，成功了。这个过程是顺理成章的，没有人感到奇怪，也不会有任何追问。可当他忽然退出商场，准备满足一点自己的浪漫主义小情怀，这反倒成了新闻。人们从不认为成功有什么可怅然的，而“自己选择失败”则是大大的困惑，在世俗评价标准中，这个中国的推销员死去了，他是个失败者。假使这就是中国的“推销员之死”，那威利不会被杀死，而是浪漫情怀统统被干掉。如果阿瑟.米勒先生尚在人世，这就是现在的中国给他提出的新挑战。

（作者困困，专栏作家、记者。曾出版随笔集《上流女孩当如是》和人物特写集《不上流，不下流》。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