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角度看，今年还算不错。根据联合国的数字表明，自1981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赤贫人数从50%下降到了20%，婴儿死亡率全面下降，而女童入学率不断上升。恐怖分子和暴君也接连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战争中死亡的几率没有下降，但在2011年世界比任何时刻都更加富有、健康和安全，人口总数突破了70亿大关。

但这些并没有防止地球的很多地区出现抗议。暴乱从开罗蔓延到加利福尼亚，而联系这些抗议的不是共同的敌人而是共同的情绪。我们本以为只有中东地区人们的愤怒会爆发，因为这里有世界上最年轻的人口，而同时也最不自由，但是谁能想到人群蜂拥冲向百老汇，高举标语：把华尔街变成塔利尔广场？过去12个月人们愤怒的最大特点就是广泛性，更多的人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上一次人民力量的集中爆发要追溯到1989年，那时东欧发生了巨变，但也仅局限在欧洲范围内，而2011年却蔓延到了全球。

时代在不断进步，而人们却认为自己身处悬崖边上，而今年世界范围内的抗议突显了这一矛盾。在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大萧条正演变成长期的衰退。2011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为2%，而失业率却高达9%。由于汽车业的复兴，密歇根州增加的就业机会比过去10年都多，但是只有58.5%的人对自己的报酬满意，而10年前这个数字是65%。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名利场》上所说，美国历史上一次出现衰退后连续四年失业率超过8%是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如果知道欧洲也经历着衰退，而且有可能出现货币破裂，那么美国人也许会多少感到一丝安慰，可是一旦2012年欧元崩溃，将严重冲击美国的金融体系。

今年也鉴证了西方的衰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兴起。《那就是曾经的我们》是今年很多类似题材的书的题目，这些书引发了美国精英阶层绝望的情绪。混乱的国会以及伟大的创新者乔布斯的逝世，更让美国的未来充满了悲观。可即便是那些视经济增长高于一切的“金砖国家”似乎也无法再继续上演奇迹。

印度不能控制通货膨胀也没有阻止官员贪污，而政府突然发生大转变，准许外国零售商在印度开设超市，已经在投资者引发了广泛的质疑。自2008年以来，中国占全球增长的40%，而2012年预计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从2011年的9.3%降为8%。消费者需求不振，房地产价格下跌以及影子银行系统的破坏性都可能引发一场经济硬着陆。也许西方国家不像迈克尔-路易斯所说的，正变成新的第三世界，但是没有任何国家接近原来的第一世界。

如果全球化趋势扩大了各国活动的舞台，那么它也恶化了各国之间的分歧。2011年世界各地的抗议有不同的诉求，但是它们都有共同的原因：年轻人的高失业率(埃及为25%，希腊为40%，美国为18%)；对裙带政治以及其副产品——不公平的不满；对已建立的秩序失去了信心。在一月突尼斯发生革命后，一个巴林的博主这样写道：我不能相信我的眼睛，一个阿拉伯国家觉醒了，它的人民终于受够了。当埃及人民站起来后，紧随其后的是伊朗、也门以及利比亚和叙利亚。顽固势力希望通过招安或者镇压来解决叛乱，但是它们都失败了。类似叙利亚阿萨德这样的独裁者也只能依靠武力镇压暂时为自己争取时间，但是这只会引发可悲而又血腥的结局。

世界主要国家对新中东的影响力将逊于地区强权，比如土耳其、伊朗以及卡塔尔。西方自己的民主模式也需要大修。在欧洲，债务危机引发了希腊、意大利以及西班牙政府的倒台或者是选举失败。做为欧元区最富裕和强大的国家，德国要求那些挥霍无度的邻国必须吞下紧缩的苦果，这样才能换取它的援助。德国人认为只有这样才公平。但是南欧人民对这剂药方却心存畏惧，因为这可能带来多年痛苦的生活，同时被迫接受外部势力的控制，而且政府将不是被民选官员而是由一些技术专家管理。不管欧元区能否维持现状，欧洲人很快就会对只能带来痛苦而不是希望的领导人失去耐心。

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引发了全国上下对财富集中的关注：根据12月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77%的美国人，包括53%的共和党人认为少数富人和大企业集团掌握了太多的权利。1%的人说他们分配的收入比例从衰退开始前的23%下降到了现在的17%，他们还找到了一些政客为其辩护，米歇尔-巴赫曼11月3日在爱尔华州表示，美国人特别是那些参与占领运动的人需要清醒了，他们不应该将自私政客的失败归罪于提供就业机会的人身上。

也许双方都有责任，在2011年有三个大公司出了问题：新闻集团在英国爆发了电话窃听门，全球曼氏金融在美国倒闭；而奥林巴斯在日本被揭会计欺诈丑闻，这些时间暴漏出很多大的上市公司存在严重的问题，而政府无法有效的对全球性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又使得2008年的悲剧有可能再次上演。

俄罗斯、中国和法国都将在2012年选出新的领导人，当然因为美国的突出地位，使得它的总统竞选将更加引人注目。传统观点认为，两党为了稳妥起见，在大选年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行动。但是聪明的政治家不应该在2012年12月6日前按兵不动，因为过去的一年告诉我们，愤怒的人们不会关心政权或者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