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洛·比利伊（Laszlo Birinyi Jr）我的方法就是对市场进行解剖。我会问自己，“市场将会发生什么？市场的趋势和动态是什么？”然后，我会让市场回答这些问题。
小拉斯洛·比利伊，康涅狄格州比利伊联合资产管理公司（Birinyi Associates Inc）总裁。1976年，比利伊加入所罗门兄弟，开始了销售部股票交易员（sales trader）的职业生涯。在所罗门兄弟期间，比利伊创建了所罗门拉塞尔国际指数（SalomonRussell International Index），并出版了《股票问答》（The Equity Desk）一书，该书最初也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培训教材。比利伊还撰写了公司的第一份周刊性市场评论《股票周刊》（Stock Week），并负责市场波动性、基金流动、市场架构以及交易成本等方面的专题研究。1974年，比利伊米切尔·哈钦斯有限公司（Mitchell Hutchins Inc）设计并推出交易日表 （trading calendar）的概念。1989年，比利伊放弃所罗门兄弟部门主管的职位，创建了从事资金管理和研究的比利伊联合资产管理公司。比利伊在《福布斯》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他还是CBNC及其他主流财经媒体上的常客。14年以来，他曾多次在“彭博个人理财”（Bloomberg Personal Finance）和路易斯·鲁凯泽（Louis Rukeyser）主持的“每周华尔街”（Wall＄treet Week）露面。1999年，比利伊入选“每周华尔街名人堂”（W＄W Hall of Fame）。2004年，比利伊被评选为美国著名财经网站SmartMoney最有影响力的30位市场分析人士之一。
您对技术分析的兴趣源于什么？
我在几家华尔街公司的运营部工作之后，才开始做交易员。在那个年代，交易员一般都来自布鲁克林或是史坦顿岛，这些家伙聪明绝顶，嗅觉敏锐，基本上都是在不到20岁或是20岁刚出头的时候就开始做交易员。我开始做交易员的时候已经是二十八九岁了，多少有点落后一步。因此，要取得成功，我就必须加倍努力，只有这样，才能赶上那些至少已经有5年工作经验的同龄人。要缩小这个差距，你可以有很多种方法，其中之一，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好交易员；当然，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股票市场不会青睐任何人。
金融异术：与顶级技术分析师的对话第二章拉斯洛·比利伊（Laszlo Birinyi Jr） 也许是商业学校里的课程给我带来一点好运——我通过夜校了解了一些MBA课程，因此，我意识到，要爬上这个梯子，我还有很多事要做。于是，我开始对了解股市运行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我找来各种各样关于股票交易和股市运行方面的文章和书籍，因为我毕竟是坐在交易席上，要靠股票交易吃饭的；在这个行当里，每个人都要学上12到18个月的时间。我把很多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收集和阅读各类文章和出版物上，当时，我用心研究的一个课题就是交易成本。在1975年左右，我只找到5篇关于交易成本方面的文章，其中的一篇文章就发表在《密西西比评论》（Mississippi Review）上。在那个时候，即使你把所有介绍交易成本的资料摞在一起，也不会超过5半英寸厚。于是，我开始四处搜罗这方面的资料。
与此同时，市面上则有很多公开发行的市场通讯；这在当时就已经是一个规模巨大的行当了。我订阅了所有这类通讯，并学习了历史学的本科学位，这让我学会了怎样反映现实。这也是我第一次开始对市场如何运行以及如何发挥作用产生了兴趣。
您是怎样走上技术分析这条道路的呢？
在那个时候，介绍短期市场运动的所有资料都是技术性的。我对技术分析感兴趣，是因为它能为我在与基金经理和其他交易员的交流中提供不一般的素材。
在这个领域里，是否有什么特殊的人或事给您带来过启迪？确实没有。即使有，也谈不上启迪。我只是收集资料，然后保存下来，进行比较、研究和加工。大学毕业之后，我的第一次工作经历是计算机业务。我担任的职务是计算机分析员，因此，我的爱好是架构和数据库。我询问的越多，调查的越多，学习得越多，就越感到失望：原来这个行当是如此的笨拙和混杂。
我对技术分析的怀疑和批评，完全是因为无休无止的指标。有人曾写过一篇关于波士顿的圣诞节降雪量的文章，这篇半真半假的文章把降雪量和随后一周的股市运行联系在一起。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去把所有东西和股市联系起来。在牛市里，人们就会只盯着股市继续牛下去的迹象，于是，人们就会说某些指标也能反映出牛市的特征；而在这些指标出现反转时，人们对牛市的立场却不会随之而变。于是，突然之间，他们转而会谈论成交量，而不再是上涨线/下跌线（advance/decline line，ADL）。归根到底，我对技术分析的兴趣，还是出于我愤世嫉俗的习惯。我的意思是说，我发现这种方法根本就不管用。
另一个让我感到失望的，说得好听一点，就是技术分析师们表现出来的灵活性。不管市场怎样动作，我都会在行情通讯中看到：“正如我们建议的一样，市场已经如何、如何。”如果我较真的话，翻翻以前发布的行情通讯，我就可以说：“我根本就没有看到你们在以前公布的4份、5份甚至6份通讯中提到这些呀。”不过，他们的投资推荐总是用极端含混不清的语言，建议投资者去寻找那些拥有巨大发展前景的稳健型企业，这还用得上他们说。一两个月之后，只要这家或是那家公司的股票上涨，他们就会大言不惭地说，这正是他们当初推荐的股票。
您掌握这门技术是通过自学还是别的老师呢？
虽然我在纽约金融学院上过课，但我在那里得到的唯一收获，就是怎样计算10天的上涨/下跌振荡指数（advance/decline oscillator）。这些年里，我花了很多钱买旧书。您也许熟悉普雷泽出版社，我收集的这些老版本股市书籍都是他们出版的。我还找到很多以前的《财务分析师杂志》（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我为这些书籍杂志编写了很多索引注释。
我发现，很多事情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铁打不动、一成不变的基础。我可以给你讲一个眼下的例子。我们都知道一个始终饱受争议的观点：牛市/熊市比（bull/bear ratio）本身就是一个相互矛盾的指标；也就是说，当50%的股市分析家对市场持乐观态度时，反倒会成为市场即将下跌的指标，反之亦然。假如找到股市出现以来的所有数据，对它们进行检验、研究，我们也许会发现，这些指标根本就不具有一贯性。有的时候，当所有人都做看涨预期时，股市会上涨；但有的时候，当所有人预期熊市时，股市却会下跌。总体上看，预测与现实对应或相悖的概率完全随机；而不能让我们简单地归结为80%对20%或是70%对30%这样一边倒的比例。所以说，即便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完全自相矛盾的指标，但至少不是值得信赖的指标。
后来，我们又发现，零股（oddlot）指标同样是个自相矛盾的指标，同样不管用。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的2 000多个交易日里，散户投资者只有在11个交易日里表现为净买进。因此，你也许会问，“它真是个非常了比起的指标吗？难道公众就那么愚蠢，以至于会对股市中这么大的一股势力都视而不见吗？”但你知道投资大众在20世纪80年代是怎样做的吗？他们去买债券了。他们买的是美国政府债券，这给他们带来两位数的投资收益，而且没有任何风险。显然，这绝对不算是糟糕的投资。有趣的是，几乎就是在一夜之间，零股投资者便冒出水面。在整个90年代初期，这些零股投资者经常是净买家，市场也似乎站在他们一边。
但根据长时间的观察，我发现，这些投资者一直很不稳定，因此，我并没有贸然挺进，而是我行我素，继续做自己的事情，这也是我一直不敢妄自标榜为“技术分析”的一个原因。相反，我把自己的工作姑且称之为“市场分析”，可能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吧。
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有没有那种将市场分析工具运用到现实市场之后才发现、但以前却从未在文献资料中学到的东西？对于技术分析的实务操作，最让我失望的一件事，就是人们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个市场到底有多么起伏不定，变化有多么扑朔迷离。人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陈词滥调：“这早就不是你爷爷那时候的市场了。”假如你的市场由交易商主宰，你的佣金只有每股一两分钱甚至更少，那么，市场的形态显然会不同于每股五六十美分时的市场，比如说1976年的股市。无论什么投资，我们都要寻找这些最有价值的基本因素，希望它们能在统计上给我们带来更具说服力的结论，而且这些结论的寿命也更久远一些，我们对这些投资也更有信心，但现实往往适得其反。我们应该意识到，在传统意义上由长期投资者主宰的环境中，市场运作的机理肯定完全不同于日交易占主导的市场环境。尽管我们自己还认为这些图表和指标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在今天的现实环境下，它们的作用早已相去甚远。
例如，我们这些年关注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共同基金的现金流。一个备受争议的论断是：如果共同基金的现金比率超过10%，市场就属于牛市；如果低于5%或6%，就是熊市。这个指标在20世纪70年代或者80年代初期还算有说服力，但今天的共同基金规模早已经达到50亿、100亿甚至200亿美元了，显然，这样的比率根本就不适用了。一个共同基金经理不可能达到10%的现金率，因为10%的现金率意味着他根本不可能去赌整个市场，而只能是某个企业。一旦犯错，他就死定了。因此，这样的指标根本就不足以说明整个市场的形态。在70年代，基金经理管理的资金规模只有1 000万美元左右，因此，10%的现金不过是他们一两天的成交量。但是现在，谁也做不到，你不可能在一两天里完成10%的现金周转量。很多技术分析师都没有认识到市场的真实动向、趋势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分析方法带来的影响，这的确让我感到很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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