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0年的从业实践中，拉尔夫·阿卡姆波拉始终在当代技术分析的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拉尔夫是纽约金融学院（New York Institute of Finance，NYIF）技术分析专业主任。在进入纽约金融学院之前，他曾担任武士权益市场（Knight Equity Markets）的技术研究主任，并在保德信证券集团（Prudential Equity Group）担任技术分析主任达15年之久。此外，拉尔夫还曾在多家顶级金融企业任职，包括基德·皮博迪（Kidder Peabody）和史密斯·巴内（Smith Barney）证券公司。
作为华尔街最负盛名的技术分析大师，阿卡姆波拉不仅是诸多大型商业新闻媒体的常客，还经常在全国性金融出版物上发表文章，十几年来，他一直在《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的技术分析师排名中名列前茅。阿卡姆波拉拥有注册市场技术分析师（Chartered Market Technician）资格，这一资质是他一手创建的，并得到美国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NASD，即现在的美国金融业监管局，简称FINRA）的认可，目前，技术分析师已经获得与注册金融分析师（CFA）平起平坐的地位。
阿卡姆波拉是1970年创建的市场分析师协会创始人之一，曾一度担任该学会主席，他至今仍活跃于学会的各项活动中。拉尔夫还创建了国际技术分析师协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echnical Analysts，IFTA），并担任协会的第一任主席。该协会目前在全世界拥有4,000多位会员。作为一名投资教育家，阿卡姆波拉还积极参与美国证券行业和金融市场协会（Securities Industry and Financial Markets Association，SIFMA）每年一度的沃顿研究会。
阿卡姆波拉是证券行业协会理事会（Board of the Security Industry Institute，BSII）理事，目前正在参与证券交易商协会大学（Securities Traders Association University，STAU）的筹建工作。阿卡姆波拉是CMT考试教材的作者之一，并著有《第四代超级市场，从现在到2011年：怎样以前三次牛市解释现在并预测未来》（The Fourth MegaMarket, Now Through 2011 : How Three Earlier Bull Markets Explain the Present and Predict the Future）一书。
金融异术：与顶级技术分析师的对话第一章拉尔夫·阿卡姆波拉（Ralph JAcampora） 您对技术分析的兴趣源于什么？
在一家天主教研究机构待了几年之后，我于1960年进入华尔街。我的本科教育背景是历史和政治学，并获得神学硕士学位，所以说，我在投资这个专业上谈不上有什么教育背景。在经过一次脊髓融解手术之后，我放弃了神学研究。我父亲有一位最好的朋友威廉·道恩（William Downe），他不仅是纽约证交所的股票交易专家，还有自己的公司Spear Leads & Kellogg。他的兄弟比尔·道恩（Bill Downe）给我做的背部手术非常成功。道恩先生每天都要来医院看望我。威廉·道恩曾在《华尔街日报》、《福布斯》、《拜伦》（Barons）上发表过很多文章。我打着石膏在医院里待了整整三个月，那时的我就像一只弓着背的小乌龟。道恩会把在床上看的所有读物都扔给我，于是，就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我听到的、看到的，都是和华尔街有关的东西。
医生拆除石膏夹板之后，我对道恩说，我不想回天主教研究会了。他问我打算怎么打发以后的时光。我告诉道恩，我对他介绍给我的东西非常感兴趣。“那不过是研究”，他说。当时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那时的研究还处于最早的创始阶段。
道恩先生把我介绍给史密斯·巴内公司的比尔·格兰特（Bill Grant），这家公司也许是最早开展现代基本面研究的证券经纪公司之一。格兰特建议我去弄个MBA学位，毕业之后，他再给我安排一份工作。但读书的时间实在是太长、太长了。那时的我已经27岁了。我可不想再回到学校。这让道恩先生很为难，因为他根本就帮不了我。我在基础面研究上没有任何基础可言。
那时，我还要拄着拐杖走路，确切地说，我是在华尔街上蹒跚。于是，我就到处去应聘面试。最终，我在一家名为分销商集团（Distributors Group）的公司得到了一个面试机会，这是一家规模很小的共同基金公司，他们决定聘用我。我的工作包括两部分内容：首先是管理一个点数图（point and figure chart）数据库，我手头有2 000多份点数图；第二部分工作就是为我们公司感兴趣的股票计算市盈率。于是，我开始用自己一半的生命来进行技术分析，另一半时间则花到了基本面分析上。这里的人很友善，也很神奇，他们一直在鼓励我，帮助我，显然，我在技术分析方面很有天赋。
开办这家共同基金公司的人是哈罗德·施莱德（Harold X Schreder），他以前一直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经济顾问。施莱德先生的经营非常成功，他坚持让每个基金经理负责管理各自基金的选股。每个星期四，我们都要开会，在会上，基金经理需要绘制并讲解基金组合中每只股票的点数图。如果图中有任何疑问之处，大家就会吹口哨起哄，然后毫不客气地说：“嗨，你怎么能持有这么破烂的股票。”这是纪律，也是我对技术分析的第一个印象。当时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
到了1968年，他们把我送到了纽约金融学院，这样的话，有朝一日我或许也能成为基金经理。纽约金融学院是华尔街的一所学校，我在那里学习了一系列专业课程。其中，有一门课程的教师就是艾伦·肖。艾伦后来成为我的导师，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1969年10月，我们开始共事。至于艾伦教给我多少东西，我自己都说不清。
1970年左右，艾伦打算邀请一个名叫约翰·格里雷（John Greeley）的人共进午餐，格里雷也经营了一个技术研究机构，他准备还带来一个叫约翰·布鲁克斯（John Brooks）的年轻人。但艾伦没法出席午餐，于是，他就派我去招待这两个人。在午餐上，我和布鲁克斯都向对方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你在技术分析领域认识谁？”我向他介绍了艾伦·肖，布鲁克斯则提到了美林证券一个叫鲍勃·法莱尔（Bob Farrell）的人。无疑，他们都是圈里的顶级人物，而这次会面也成为市场技术分析师协会（MTA）成立的契机。实际上，我和布鲁克斯正是在格里雷的帮助下，才成为MTA的创始人。在那时，华尔街技术分析师的唯一聚会场所就是纽约证券分析师协会。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小研究机构，要拿到一张聆听通用汽车董事长演讲的午餐券几乎是不可能的。所有基本面分析师都有他们各自的聚会形式，比如说化工行业分析师协会、制药行业分析师协会、石油分析师协会，他们通过这种聚会分享观点，互通有无。但技术分析师却从不聚会，因为我们还没有一个正规的团体。因此，我们想把华尔街的技术分析师联合起来。当然，我们还是要找最早的导师兼朋友——约翰·格里雷和艾伦·肖，征求他们的意见。鲍勃·法莱尔也能帮我们一把。我和艾伦在哈里斯·阿普海姆（Harris Upham）公司共事的时候，还认识了拉尔夫·罗特奈姆（Ralph Rotnem），他是艾伦的导师。在技术分析的历史中，埃德森·古尔德（Edson Gould）、拉尔夫·罗特奈姆、肯·沃德（Ken Ward）、艾德蒙德·塔贝尔（Edmund Tabell）、托尼·塔贝尔（Tony Tabell）和约翰·舒尔茨（John Schultz），他们绝对是鼻祖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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