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在Project Syndicate上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八种早已存在的趋势，会让全球经济迎来“绝望的十年”。
2007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过后，政策失误加剧了全球经济的失衡和风险。一些政府没有及时解决金融崩溃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所揭示的结构性问题，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拖延时间，从而催生了一系列重大下行风险，导致另一场危机变得不可避免。
现如今，危机再次到来，风险变得更加尖锐。不幸的是，即使疫情结束后全球经济能够出现短暂的“U”型复苏，一场“L”型衰退也会在未来接踵而至，主要归咎于八种不祥且充满风险性的因素。
第一种因素和赤字及其必然风险有关：债务和违约。针对新冠疫情全球性大流行的政策应对，导致财政赤字大规模上行。在此之前，很多国家的公共债务水平已经很高，(如果不是不可持续的话)。更糟糕的是，很多家庭和公司收入的损失意味着，私营部门的债务水平也将变得不可持续，而这有可能会催生大规模的违约和破产。再加上攀升的公共债务水平，所有的这些都会导致本轮经济复苏的力度不如十年前“大衰退”之后复苏的力度大。
第二种因素是发达经济体的人口结构老龄化。新冠疫情危机表明，更多的公共支出必须被分拨给医疗保健体系，全民医疗保健以及其他相关公共福利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然而，因为多数发达国家步入老龄化社会，未来为此类支出提供资金将会导致当前没有资金支持的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隐性债务进一步扩大。
第三种因素是通货紧缩风险增大。除了引发严重衰退，新冠疫情危机还造成了商品(未使用的机器和产能)和劳动力市场(大规模失业)的大量闲置，以及包括石油和工业金属在内的大宗商品的价格暴跌。这可能会催生债务通缩，导致无力偿付债务风险上行。
第四种因素是货币贬值。随着各国央行努力抗击通缩，并防范随巨额债务堆积而来的利率飙升风险，货币政策将变得更加非常规和深远。从短期来看，政府将必须通过货币化的财政赤字来避开萧条和通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去全球化加速和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引发的负面供应冲击，将让滞胀变得几乎不可避免。
第五种因素是更广泛的经济数字化颠覆。随着许许多多人失去工作或虽然有工作但收入减少，本世纪经济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将进一步扩大。为了避免未来的供应链冲击，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将把生产从低成本地区转移至成本更高的国内市场。但是，这种趋势非但不会帮到本国员工，反而会加速自动化的步伐，给人类劳动力工资带来下行压力，并进一步助长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
第六种因素是逆全球化浪潮。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全球性大流行，正在加速已经在进行中的分裂化趋势。大多数国家将实施更多的保护主义政策，旨在保护本国企业和工人免受全球供应中断的影响。当新冠疫情结束后，对商品、服务、资本、劳动力、技术、数据和信息流动更严格的限制，是“后新冠疫情世界”的标志。
第七种因素是网络大战。随着美国总统大选日益临近，我们有理由相信秘密网络大战的数量将会攀升，甚至有可能会催生常规军事冲突。因为科技是控制未来各行各业以及对抗流行病的关键武器，美国私营科技部门将会越来越多地融入国家-安全-工业联合体。
第八种不可能被忽视的因素是环境破坏。正如新冠疫情危机所显现的一样，环境破坏对经济造成的破坏可能远远大于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一样，流行病大爆发(2003年的SARS，2009年的H1N1，2011年的MERS，以及2014年至2016年的埃博拉)，实际上都是人为灾难，源于医疗和卫生标准低下、自然体系被滥用，以及全球化世界日益增强的互联性。未来数年里，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的很多病态症状将变得更加频繁、严重且代价高昂。
以上这八种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因素，现在有可能引发一场“完美风暴”，将整个全球经济拖入“绝望的十年”10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科技进步和更有能力的政治领导者可能有能力减少、解决或尽量减少这些因素，从而产生一种更具包容性、合作性和稳定性的国际秩序。但是，任何美好结局的前提都是我们找到了平安渡过即将到来的“更大的萧条”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