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Jerome Powell)使美国利率政策彻底转向，他引导一群不情愿的同僚达成降息共识，以确保逐渐降温的美国经济不滑向衰退。
到目前为止，这些举措已经奏效。最近，美国经济扩张已进入第二个10年，失业率维持在50年低点，股市接近历史高位。
如今，在鲍威尔展望2020年之际，他肩负着一项新的使命：让美国远离困扰着欧洲和日本的那种经济贫血。
在本轮经济扩张的大部分时间，通胀率都未能升至美联储设定的2%目标，鲍威尔让通胀率达到甚至超越这一目标的决心愈发坚定。这种转变标志着美联储对于如何管理通胀目标的想法发生了重要变化。通胀目标是美联储使命的核心。
在周二和周三举行的本年度最后一次美联储政策会议上，官员们可能会维持利率不变。自7月份以来，美联储已三次下调基准利率，将其下调至1.5%-1.75%区间，以缓和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贸易紧张局势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冲击。而去年，美联储四次上调了基准利率。
根据对美联储现任及前任官员的采访以及对鲍威尔公开日程的回顾，鲍威尔希望在同僚中建立一种广泛共识，并在制定政策时综合各方观点，但今年出现的一些关键转折点让他更倾向于在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推动降息。
今年夏季，美联储官员对于鲍威尔推动降息方面的分歧，比鲍威尔执掌美联储近两年来的任何时候都要严重。
“在货币政策方面，这并非独断专行的做法，”美联储副主席、鲍威尔的亲密盟友克拉里达(Richard Clarida)在10月份的一次采访中称。“尽管如此……我们有一些艰难的决定要做。”
美联储靠着一致共识来运作，对共识的依赖程度在华盛顿的各机构中相当不同寻常。许多决定都是一致做出的，虽然官员出现不同意见很常见，但美联储主席很少失去支持。
在没有发生危机的情况下，美联储官员在采取重大政策行动时都是谨慎行事。参与政策讨论的17位官员——包括10位对利率调整有投票权的官员——需要时间才能达成一致。
在7月30-31日的会议上，当鲍威尔提出降息25个基点的建议时，12位地区联储行长中大约有一半表示反对。
美联储内部的分裂反映了经济前景和必要策略的不确定性。一些美联储官员从企业高管那里听到，阻碍投资的是贸易不确定性而非高借贷成本。其他官员则希望等待全球制造业低迷影响更广泛经济的更多证据。
鲍威尔和他的副手们认为，全球经济放缓意味着保持利率不变会导致利率过高，引发市场的负面反应，可能会将疲软扩散到更广泛的经济领域。
7月份降息时，有两位地区联储行长投了反对票，因为他们更倾向于保持利率不变。至少另外三位没有投票权的官员也认为降息理由并不充分。当美联储在9月份批准再次降息25个基点时，出现了第三位持不同意见的联储官员，他主张采取更大胆的50个基点的降息行动。
美联储理事会成员的分歧一直持续到10月份，当时美联储连续第三次降息，鲍威尔暗示他预计不会再降息。
在打造美联储官员队伍上，鲍威尔在2019年之前就扮演了关键的幕后角色，而他也在今年从这只队伍身上获得了自己需要的支持。去年，他向白宫施压，要求让曾在债券巨头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工作的宏观经济学家克拉里达担任美联储副主席。
特朗普政府曾经考虑让货币理论家、时任旧金山联储主席威廉斯(John Williams)担任美联储副主席一职。特朗普对于威廉斯的看法冷淡，鲍威尔随后在去年授意纽约联储选择他来领导该行。
鲍威尔、克拉里达和威廉斯组成了所谓的美联储三巨头。政策决定由一个大型委员会作出，但三巨头对于整体意见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三人每周进行几次会面或通话，期间形成鲍威尔的政策建议，他们随后在公开讲话和非公开讨论中予以论证。
鲍威尔还在美联储各联储主席中积累了支持，其中几位行长能够上任都有他的功劳。
2013年，即鲍威尔加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第二年，他被安排到一个枯燥的工作岗位，管理负责协调各联储银行的美联储委员会。在这个职位上，当时66岁的鲍威尔在费城、达拉斯、明尼阿波利斯、亚特兰大和里士满联储银行遴选现任行长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鲍威尔之前曾当过律师和金融家。
美联储前高级经济学家莱因哈特(Vincent Reinhart)称：“他支持这些人士候选联储银行行长，显示出了一定程度的信任。信任往往是相互的。”
多数人选都与鲍威尔相似，他们不是经济学家，但拥有在金融、企业或学术界的管理经验。
鲍威尔会把每次政策会议前周四和周五的时间腾出来，与12位联储银行行长通电话，并与另外四位美联储理事分别会面。他分析同僚的立场，同时预览将在会上提出的意见。
达拉斯联储主席卡普兰(Robert Kaplan)称：“他非常善于倾听”。卡普兰称“他不会因为那是自己的观点，就要求……大家都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