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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过程是一波三折，美国天价救市方案最终还是获得了国会的通过。继参议院之后，美国国会众议院日前投票通过修改过的金融救援方案，而且最终获准的资金规模甚至超出最初7000亿美元的规模，达到了8500亿美元。
但市场似乎对此并不领情。消息公布带来的冲高行情仅维持了3分钟。纽约股市三大股指随即回落，最终全面收低，三大股指跌幅均超过1％.综合全周交易看，道琼斯指数下跌7.34％，标准普尔指数下跌10.8％，纳斯达克指数下跌9.38％.其中，标准普尔指数甚至创下自“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
“救市”的焦点话题就此已经由A股市场，转而成为全球金融界最大的话题。是否应该救、能否救、如何救，诸如此类的争议和问题不绝于耳。目前看来，针对美国既有的救市方案，悲观的看法更占据上风，认为不仅救市效果未必理想，甚至会恶化美国的财政状况，并且会引发美元的继续贬值继而拖累全球经济。
在笔者看来，这样的看法固然有其道理，但却不乏趋势性的思维弊病。也就是在以市场趋势向下为既定条件的前提下，来分析力图改变趋势的政策努力，由此得到的结论自然难逃悲观。事实上，调控政策对于大经济趋势的反作用力从来都不应该被低估，政策熨平市场过度波动的作用不应被小觑。以史为鉴，美国自上世纪30年代到此次次贷危机为止，共出现过十次经济危机。而纵观历次政策对于经济危机的作用，最终都能够促进市场信心的渐次恢复，至少能够减缓经济波动的危害。政策之外，再辅之以更加耐心的时间修正，市场自身的经济恢复能力逐步发挥作用，最终结果必然是走出泥沼。
尽管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言及次贷危机是“百年罕见的金融危机”，但在笔者看来，较之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与70年代的石油危机，次贷危机的危害力要小得多。与前两者相比，次贷危机至目前为止，仍然局限在房地产与金融领域，并未全面扩散到社会各个产业。而在上世纪30年代，从1929年第四季到1933年第一季，连续出现了14个季度的经济负增长，累计负增长为68.56％.GNP指数在1933年第一季度达到低谷，仅为53.2，相当于1928年基准水平的50％，比20年代经济起飞时1921年的59点还低。这意味着美国经济至少倒退了10多年。人们的生活也陷入到极度困境中，社会失业率达到25％，马路上四处可见排队等待领取救济面包的人群。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被认为是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其时对石油等能源供给短缺的极度担忧，甚至一度让“世界末日”的说法甚嚣尘上；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也标志着美元的世界地位，正式由巅峰开始走向衰落，公众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达到极致。
与这两次危机所带来的巨大社会问题相比，次贷危机的社会负面影响只是“小巫见大巫”。目前次贷危机的实际冲击尚只存在于个别领域，尽管美国五大投行几乎全线崩溃，华尔街已经向次贷危机“缴枪”，但其他产业的经营状况并未出现明显恶化，居民生活状况基本正常。也正因此，才会出现之前救市方案被众议院否决的插曲。试想，如果全体国民都已经陷入到了危机之中，又还会有谁能够以保护纳税人的名义否决议案呢？而单纯以维护自由市场经济准则为理由，根本就无法解释罗斯福新政对经济金融体系的全面干预何以能够顺利获得社会各界的支持。
判断经济趋势与股市走势，似乎有雷同之处。股市投资历来有价值投资和趋势投资之分，前者的着眼点是真实的企业估值状况，只要低于合理价位就进行买入，而无论其短期波动趋势如何；后者则往往只追涨杀跌，逢迎市场趋势并且扩大趋势的波动幅度。目前，经济学界的诸多观点也类似于趋势投资的特征，以美国金融危机必然深化为设定前提，据此推论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如同竹篮打水，因此救市的最终结果不过是扩大财政赤字，让美国的经济基础更加脆弱。但问题是，其设定金融危机“必然深化”的前提是否合理却缺乏科学理性的论证。这一判断极有可能低估了政府救市的实际经济作用与市场实现自我经济修复的能力。
通过对三次金融危机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较之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次贷危机的应对难度只会更小而不会更大。较之以往，美国已经拥有了完备的银行破产救济制度、证券市场监管制度，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从应对大萧条时期的政策看，罗斯福新政的核心是靠注资、投入等积极措施来恢复市场信用体系、实现经济复兴，并且最终让美国经济走出危机阴影。此次布什政府的救市政策同样侧重于此。据此而言，市场完全没有理由悲观看待救市政策的效果，只是金融市场的非理性投资心理暂时占据了主角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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