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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上三方面风险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则宏观调控的任务就是如何在化解这三方面风险的基础上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增长。
首先是应如何处理好反通胀与保增长的关系。
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要摆正通胀与增长的关系。如果作个形象的比喻，经济增长是人体，通胀是病，人们之所以讨厌通胀，是因为它会伤害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为了解除病痛而自杀，病没有了，生命也结束了，就是十足的蠢人。因此对于病痛来说，维持机体的生长永远是更重要的，如果为了压抑通胀而不顾经济增长严重衰退的后果，就无异于用自杀来解除病痛的人。
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无论是在中国内部由于人为矛盾所衍生出的结构性通胀，还是在中国外部由于美欧所创造的国际性货币流动性泛滥所导致的输入性通胀，都是独立于中国货币当局之外的不可控变量，尤其是输入性通胀更可能成为推高下半年CPI的主要原因，对此中国货币当局想用持续紧缩货币供给的办法来消除，是没有显效的。实际上不仅中国没有办法，发达国家在创造出这个庞大的货币怪物后，走到目前也没有办法控制了。例如美国7月份的PPI已达9.2％，比中国还高，欧元区则高达8.0％，也不比中国低多少，美欧国家的CPI比中国低，仅仅是由于他们的恩格尔系数比中国低。我曾指出，紧缩货币紧不出土地，也挡不住人口增长，所以通胀在短期乃至中、长期内的不断走强是一个客观趋势。
从全球范围看，在主要国家中目前只有中国在忍受较高通胀率的同时保持住经济的较高增长率，这主要体现在去年7月以来，只有中国的通胀率低于经济增长率，而在美国，通胀率已经是经济增长率的4倍，欧元区是1倍以上，日本是通胀率与增长率大体持平，中国则是通胀率比经济增长率低30％。这说明通胀还没有破坏经济增长中的主要正常关系。
从理论上讲，通胀对经济增长中正常关系的破坏，主要是因为物价的持续上涨使企业在生产核算中失去了可靠的价值尺度，从而影响了现行的生产核算与未来的投资安排，因此如果物价上涨率平稳，能使企业建立稳定的预期，实际上年均3％的通胀率与10％的上涨率恐怕也没有太大区别。必须说明，我不是在主张“通胀无害论”，而是在说明如果通胀必须被接受，其尺度是应放在经济增长率≥通胀率上，例如经济增长率为10％的时候，通胀率也可以容忍到10％。如果说应该找到一个保增长与控通胀之间的平衡点，我看这就是平衡点。
必须防止的一个倾向是为了抑制通胀而大量使用行政手段来控制物价上涨，结果物价上涨虽然在短期内受控，但却导致了市场价格关系的扭曲，同样会形成价格关系紊乱的通胀后果。例如，为了控制物价而在上游电煤价格急剧上涨的时期不准电价上调，导致电厂和电网亏损，这已经成了目前电力供应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用行政手段控制物价的考虑，是基于通胀是偶发因素所至，是认为通胀会在短期内过去，但客观情况是通胀会在中期内走强，在长期内存在，用行政手段控制物价的做法就会日益显现出巨大弊端。特别是在输入型通胀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用行政手段所构造的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原材料与粮食等价格低谷，会诱发日益严重的走私，使中国的国民财富大量外流，最终是得不偿失的。因此，至少在今年下半年直至明年全年，中国宏观调控对通胀的方针，一条是应提高CPI年均上涨率的上限，例如允许上升到10％，另一条就是以理顺价格关系为主，提高因上游产出提价而发生亏损的那些产业、行业的产出价格。还有石油和粮价，应尽量向国际价格靠拢。
反通胀是为了民生大计，但压低平均价格上涨率并不能很好地达到这个目的，因为中国目前存在着较明显的分配矛盾。中国目前通胀的特点之一是食品推动型，而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食品开支比重即恩格尔系数是不同的，居于收入高端的居民恩格尔系数只有20％，而居于中下端的居民却高达50％，所以若计算高收入居民的CPI，目前大约只有5％，而中、低收入居民的CPI却已高达15％。因此，在反通胀中更重要的是通过国家财政进行转移支付，对中、低收入人口实施物价补贴，使他们在较高通胀率时期不受通胀的侵害。从这个意义上讲，提高个税起征点的重要性显然应该放在补贴低收入人口之后，因为低收入人口的月收入水平已经很低，目前的个税起征点已经远高出了他们的月收入水平，例如目前中国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最低月工资水平，最高的城市是深圳，也不过刚满千元。
在忍受较高通胀率的基础上保增长，从目前看最重要的，是对货币政策的调整。目前有一种观点说是“紧货币、松财政”，或者是“货币保稳定，财政保增长”，这些提法我都不赞成。去年以来，特别是今年以来为反通胀所实施的持续货币紧缩，已经成为导致经济增长持续下滑的最大因素。如果通胀在一个长时期内难以被压低到理想水平，货币供给增长率就不仅要考虑经济增长的需要，也必须考虑物价上涨对货币的需求。从历史数据看，1991～2007年，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0.5％，GDP平减指数年均为5.6％，而广义货币M2的年均增长率为21.2％，所以扣除价格指数后的“货币实际增长率”年均为14.8％，相对于实际经济增长率高出4.3个百分点，而今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10.6％，二季度为10.1％，两个季度的GDP平减指数分别为8.3％和9.1％，M2则分别为16.3％和17.4％，所以“实际货币增长率”分别为7.3％和7.6％，比实际经济增长率都低了2.5～3.3个百分点，这就是为什么在当前经济运行中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钱荒”，进而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
目前央行已经把年度贷款指标上调了5％，这恐怕是不够的，如果下半年的GDP平减指数攀升到10％以上，若要把经济增长率保持在10％，M2的增长率就应保持在20％以上，若再宽松一点，让“实际货币增长率”比经济增长率高出2个百分点，下半年M2的增长率就应提升到22％，即是说下半年的货币供给增长率相比上半年应提高三成，这才能较好地做到保增长。
所以，较好的宏观调控工具分配，应当是“货币保增长、财政保稳定”。若如此，两者就都具有扩张的特征了。
第二是如何处理好热钱流入与回收货币流动性的问题。
以上分析说明，更多热钱流入与次债危机的升级直接相关，由此也给中国带来了更大的货币流动性矛盾，而使用存款准备金率和央票对冲都有巨大的难题，也都难以为继，而次债危机的长期化，还会导致国际热钱在中国的长期滞留，虽然在短期内不会导致中国资本市场的大起大落，长期看却很难说，所以解决这个难题也必须着眼于长远。
如果“堵”和“收”的办法都不好，就只能“疏”，即是给热钱找一个好去处。我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曾分析过，未来15年中国股市规模可能增长到500～600万亿元，这是一个巨大的资产池，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货币收纳池。目前中国股市的走势已经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严重脱节，这既是信心问题，也是受到了货币持续紧缩的巨大影响，因此如果把由外汇储备增加所导致的货币流动性增长引导到股市，则可免去必须不断扩大回收过剩流动性的苦恼，也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所必须。对庞大的国际热钱来说，开放国内的资本市场，允许以外汇购买各种证券也是一个选择，但在国际金融市场风云变幻的时刻，在目前全面开放资本市场和走出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不是一个好选择。可以考虑的一个办法是，走局部开放的道路，我最近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选择正确的金融开放战略——关于设立珠三角金融特区的构想”，就是谈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网上查阅，在此不再赘述。
还必须指出，即便把庞大的过剩流动性引入资本市场，也不要引入地产领域。最近由于地产价格下跌，有许多议论认为房地产的暴利时代已经结束，这样的判断我十分不赞成。中国的长期格局是人多地少，目前已经引发了严重的食品推进型通胀，也同样是决定地产价格长期高幅度增长的因素，目前由于资金供应紧张和经济下滑所导致的地产价格下跌只能是暂时的。由于中国城市人口中的多数还没有买到理想的住宅，除非中国真正走出了1998年以来所确立的单一住宅商品化道路，实行了社会保障房与商品房两分开的政策，使中、低收入城市人口的住房有了保障，就不能放松对地产价格的控制，更不能向地产领域释放货币流动性。
第三是如何防止生产过剩危机的出现。
今年以来贸易顺差已显著萎缩，未来的投资需求即新上项目投资自去年以来就不断下跌，今年上半年则出现了较大负增长，只有实际消费增加了，但是对实际消费的增加也有疑问。例如上半年扣除物价指数后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了12.5％，但国家统计局对城镇居民的抽样调查则显示上半年城镇居民消费只增长了5.7％，这两个数字以前也有差距，但1991～2007年，年平均只相差32％，2003～2007年只相差25.9％，今年上半年则急剧扩大到45.6％，这就有一种可能，即在通胀发展比较严重的时期，实际物价上涨率可能比统计显示的要高，而实际消费增长率可能比统计显示的要低。
在新全球化顺利拓展的时代，以前年度的国内过剩产品可以被国际需求所消化，但目前的情况是中国的外部需求在萎缩，以前的出口产品也需要转向国内市场找出路，而国内前些年投资所形成的巨大产能也到了释放高峰，投资需求高峰却在产能释放高峰随之到了低谷，这就是“内外需紧缩双碰头”，是最不利的情况，如果在产能释放高峰到来的时候，恰逢国际需求旺盛，这个矛盾就会小得多。
在分配矛盾深化的背景下，扩大消费需求始终会受到体制方面的制约，即使想改革也不是短期能见效的事，因为改革的方向不是走平均主义的回头路，而是像发达市场通常所作的那样，建立社会转移支付体制。在美国、西欧和日本，通过国家财政进行的转移支付一般要占到GDP的40％以上，在北欧国家更高达60％以上，而在中国，财政收入仅占GDP的1/5，其中转移支付的比例就更低。显然，通过改革来解决扩大内需的问题在短、中期内也不现实。
我认为在中期内解决生产过剩矛盾的主要出路，是政府大量发行国债来大力推动城市化进程。首先，在人均GDP3千美元的时候，世界各国的平均城市化水平都在55％以上，东亚经济体如日本和韩国则在75％以上，而中国目前还不到40％，中国明显存在着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的情况，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这个差距迟早要补上；其次，中国目前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只有14％，而欧元区认为60％是正常标准，美国国债占GDP的比重目前已超过70％，日本则更高达140％。中国今年的现价GDP将超过30万亿元，按60％的政府负债率计算，国债规模可近20万亿元，是去年财政收入的4倍。如果在未来3年内把国债比率提升至30％，每年因财政支出增长所新增的国内需求就将高达8万亿元，并且还可以引出更多的社会需求。与美欧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目前发愁的不是没有东西，而是东西太多了，只要能用宏观调控工具创造出需求，较高增长率就可以持续。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现阶段中国的生产过剩矛盾需要大战略，这个大战略就是城市化战略，而城市化战略不仅可以解决短期内的需求不足问题，更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所必须经过的路程。
最后还必须指出，美国次债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正在给中国提供一个新的国际机遇，就是发达国家的重工产业资本向中国的新一轮大规模转移。在金融泡沫膨胀时期，发达国家的居民都可以从“财富效应”中普遍受惠，但在金融泡沫破灭后，国际金融资本向实物商品领域的转移，却一方面使财富效应消失从而紧缩了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又从食品、能源和工业初级产品价格的暴涨中，进一步降低了发达国家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使发达国家的国内消费市场更加萎缩，这样就会使发达国家产业资本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例如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汽车销售量在今年上半年分别下跌了15～29％，并且都相继报出了巨额亏损，其中通用汽车的亏损高达155亿美元，这使得标普公司在最近不得不把三大汽车公司的债券评为“垃圾”级。这种态势继续发展，就会逼迫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进行转移，而在主要发展中国家中，只有中国拥有承接发达国家重工产业转移的最好条件。所以，美国次债危机就可能成为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最好外部条件与机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