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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无力是以美国次贷危机为起点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已经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但中国的金融监管政策如何来应对潜在危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欲望一旦失去控制，就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由于监管机构对风险的漠视，金融机构业务包括贷款业务的标准降低，加上复杂的金融创新放大风险，在利率推高和房价走低双重挤压下，美国次贷危机终于爆发，并蔓延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监管方面是次贷危机中最令人关注的环节之一，次贷危机爆发的部分因素公认是监管失误。”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杨涛说。
包括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内的中国金融监管部门负责人，都已经看到美国金融监管部门的失误所带来的危害，并从中吸取教训，避免犯下类似错误。
而加强房地产的信贷管理也落实到了行动中。8月底，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下发了《关于金融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要求各金融机构严格限制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这被看做是遏制房地产泡沫、加强监管的重要手段。
监管缺陷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美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对于次贷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难道为了赚钱和做生意，就可以忽视审慎监管的责任？”刘明康在4月29日出席大英博物馆“世界文明”年度演讲会时如是诘问。
2007年年末刘明康曾总结次贷危机反映了金融监管体系存在重大缺陷：对金融机构放松借贷标准的行为没有及时制止；对中介机构，如SIVs（结构性投资机构）、投资银行、评级公司等缺乏有效监管；对于对冲基金等重要的市场投资者缺少监管手段，过于信赖新型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评估模型和管理能力。
其实，自上世纪“里根时代”美国就开始提高金融自由化程度，从严格管制走向放松，导致监管机构对风险的漠视。
2001年后美国急于通过启动房地产市场来刺激经济，把房贷扩大到信用不好的低收入人群，形成次贷产品。这些金融创新产品大部分是表外（资产负债表之外）业务，几乎不受监管。
“美国没有坚持贷款的审慎原则。不能因为赚钱和预期房价走高而放松贷款条件。”中国银监会一位部门负责人向《财经时报》表示，“任何一种创新应适度把握，但美国次贷从发起到销售都缺乏监管。”
甚至最近引发的“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危机也是监管不足的后遗症，“两房”接手了大量次级债，杨涛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也是对与政府渊源极深的“两房”没有明确的监管机制。
亡羊补牢
虽然由于美国金融监管部门监管不力促成了金融危机，但危机发生后，这些监管部门还是做出了应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帮助金融机构走出危机。
如美联储注资、降息，政府提供3000亿美元转按揭贷款担保，财政部提高给予“两房”的信贷额度并可在必要时参股“两房”，美国证监会禁止对19家金融股进行“裸卖空（事先不借入股票即进行卖空）”。
美国甚至还成立了应对危机的“总统金融工作小组”，负责人是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
这个工作小组于今年3月份公布了《现代化金融监管结构蓝图》，认为澳大利亚和荷兰模式的“目标导向”监管体制最优，以三个大的监管目标为纲拟定未来监管框架，即负责市场稳定的监管当局（建议由美联储负责）、负责金融机构安全稳健运营的审慎监管当局和商业行为监管当局。在未来的监管框架中，美联储的监管功能大大加强，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和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将合并。
不过，这一改革计划抛出后在美国引起较大争议。争议焦点包括加强监管与金融市场自我调节的冲突、美联储是否应该扩大监管权限、SEC与CFTC是否应该合并等。
从目前来看，美国监管框架的变革恐怕并非易事。“目前美国的总统是共和党，国会则由民主党控制，而且总统选举在即，改革一时半会难以推进。”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说。但他又表示，“由于次贷危机压力大，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谈判协商后或许会有较大调整。保尔森的思路也是不错，看到了美国监管的问题——监管太散、机构众多、容易出现重复监管和监管不到位。”
中国金融监管借鉴
在大洋彼岸的次贷危机中暴露的监管缺陷，正引起中国金融监管部门的注意。
据《财经时报》了解，中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已经分析总结了美国金融监管失误，并对中国的金融监管作了一些反思。
上述银监会某部门负责人认为，首先要坚持商业银行基本风险的监管，包括程序上的要求和贷款审慎原则，发放贷款时应了解借款人的情况、与借款人见面等。
另一面，随着中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起步，要注意风险在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的传递。鉴于金融机构的逐利性，会在银行、证券、投行等行业之间寻求套利空间，并躲避监管。因此，不同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传递很重要，按照机构来实施监管对这一问题是巨大的挑战。
但该人士并不认为一定要设立整合的监管机构，只要各监管部门做到充分交流和协调即可。
“这不是一个分业和混业监管的问题。每个国家都有一种模式，英国是统一监管，但仍避免不了出现北岩银行因次贷危机倒闭的案例。”该人士说。
目前，中国没有专门的金融机构协调单位，仅有货币政策委员会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等有部分协调功能，业内曾经出现设立协调委员会的讨论。
但这其中也存在问题。在上述银监会的人士看来，毕竟各部门政策目标不一样，如央行重视的是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证监会从资本市场角度看金融产品，银监会从创新角度看金融产品，有时意见会不一致。
此外，这还存在部门协调问题。上述银监会人士认为，来自不同部门的或超脱各部门的人员组成小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杨涛却认为，“协调是一个问题，但常设机构还是必要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