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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安迪·凯斯勒《华尔街的肉》时，印象颇深的是“你做的不是分析师工作，你从事的是娱乐事业”。当看到快速席卷全球的“粮食危机”时，很自然想到这句话。一夜之间，粮食危机已可与次贷危机并重，世行、IMF等众多权威机构更强调由此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
很明显，全球注意力似乎在被“无形之手”从一场金融危机中迁移开来。
也许事后人们在回顾2008年时，会把“粮食危机的爆发”列为重要事件之一，但在此有必要重申我们在总结2007年时表述的观点：“信贷危机是次贷危机的直接产物，通货再膨胀是美联储降息的必然后果。这两个事件改变了全球经济和金融运行的轨迹，更关键的是，两者已延续到2008年，并有可能成为贯穿全年的问题，尤其是通货再膨胀。”
很明显，当前的“粮食危机”，并非是简单供求问题。很久以来，粮食领域的问题不适合用“有效需求”解释，有些需求是无法产生购买行为的。但粮食危机首先波及和威胁的就是那些“有效需求”之外缺乏购买力的穷人，反映的是一种客观需求，除非人口增长放缓，否则这种需求变动就是“刚性膨胀”。
事实上，当前我们所看到的“粮食危机”主要推动力来自两个方面：其一生物能源推广，其二粮食价格上行。世行行长佐利克也将主要原因归结到“生物替代能源快速发展”，但这个结论不见得高明。
美元危机导致通货再膨胀
如果排除气候问题、灾害因素和耕地减少，似乎现在所有导致“粮食危机”的因素都会指向美元的持续贬值。生物能源的推广并不是环保主义者的成功，而是背后利益诉求；一个估计是，国际油价只要站在70美元/桶上方，生物能源就是有利可图的。某种程度上，全球农业生产成本的上升也是美元长期贬值的必然结果。只不过当农业生产率开始放缓以及新需求出现时，这个问题才开始集中爆发。
所以，2008年的粮食危机并非一场供求危机，而是美元危机使然。我们可以找到全球粮食谷物供给缺口（2000年后似乎只有2004年没有缺口），但并非每次缺口出现都会爆发危机。
美联储2007年9月开启的降息周期正导致2008年全球范围内的“通货再膨胀”，这一过程中美元强势“推波助澜”；当前全球范围内蔓延开来的“粮食危机”，其实就是这种“通货再膨胀”的一种表现———“粮价危机”。
转嫁次贷危机第二阶段
我们相信这一次转移对美国来说是成功的：任何一种危机不可能在“开始、过程、结束”都呈现出同一种形式和表象。所以，如果在爆发一年后还用同样的角度、视野和思路去观察次贷危机的演化，那明显是错误。按照我们去年底的展望，这次危机已经从“信贷危机”走到“通货再膨胀”阶段：如果说前者还是局限到美国、欧元区或者G7的话，后者就已经是全球范围内的危机了。
如果说次贷危机最初是打压美元资产和美国金融市场、第一阶段美国“受损严重”的话，那么在“通货再膨胀”阶段，美国受到的威胁很可能是最小的，已经成功将风险“转嫁”到全球范围内。因此我们就可以从一个侧面更好地理解美联储在1月和3月将联邦基金利率从4.25%快速调降至2.25%的“疯狂举动”。美国货币政策是“负责”的，只不过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负责，而不是为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负责”。
我们已反复强调，伯南克现在的货币政策思路有着复杂的利益考量。抛开政治因素，美联储此番争取“复苏先机”的行动，明显会为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再次主宰全球增加“胜算”和“筹码”。而当前的“粮价危机”基本可看做是次贷危机“第二阶段”的重要表现。美元跟随降息步伐的快速贬值不仅持续推升油价，也由于“生物能源”的推进，将粮价成功“绑定”。
也就是说，能源价格和粮食价格全球范围内将“联袂上行”。由于能源和粮食普遍存在需求刚性，从而使得这一轮全球通胀对各个国家和经济体的“渗透”能力超乎以往。
寄望“新兴市场消费群”
我们曾提醒一点，“如果新兴市场能取代美国经济引领全球经济增长，而拯救美国经济又必须依靠美联储降息周期，那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全球‘滞涨’来临———疲弱的G7经济、更加疲弱的美元、高位攀升的商品价格、持续上行的通胀数据。”然而2008年，美国经济开始衰退，与新兴市场继续增长，哪个更可信？
现在来看，美国经济已经开始“轻微”衰退，但新兴市场在未来能否“平稳”增长似乎更让人怀疑。新兴市场发展过程多伴随外汇储备的增长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前者对应的是国际投资，后者推动了国内建设，“从迪拜到北京”都表现出这一特点，但这不应该是新兴市场发展的“理想”结果。
我们曾表达过这样的看法：“这一轮全球经济的调整可能和此前几轮有所不同，最为积极的结果可能是美国以外新兴市场消费群的崛起，使全球经济的增长更健康也更具持续性。”或者说，如果新兴市场经济的发展没有伴随着一个中产阶级消费群的崛起、国内消费能力的真实提升，那么其繁荣必然会被美国经济的一场深度衰退迅速“终结”，同归下降周期。
这里所设想的“新兴市场消费群”是全球经济持续发展所需的一种重要的“非美”增长动能。但如果说全球“通货再膨胀”真的成为次贷危机第二阶段的重要表现，新兴市场能否成功启动内需将面临很大挑战。至少从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结构看，根本无法保证“强劲的增长不会加剧通胀压力”。
一方面，美国增长动能正不断放缓；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经济体正面临源源不断的通胀压力，试图把握经济增长与抑制通胀的平衡点的难度空前提高。那些为避免高通胀引发社会危机的国家，所采取的紧缩措施正使经济和消费活动降温。
很明显，全球经济减速风险和通胀上行压力正使一些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故而经济动能失速已不再限于美国以及G7范围。关键在于，新兴市场国家能否找到一条合适的应对通胀之路，并确保经济运行不至于因为抗击通胀而脱离轨道，若其应对失败，那么全球出现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停滞、通货膨胀压力上行”滞涨局面也许无法避免。
■链接
通胀———政治与经济的“混合品”
当今不管是民众赖以生存的粮食等初级农产品，还是矿石等工业发展必需的原材料，都日渐成为政治与经济的“混合品”，拥有者和试图拥有者正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博弈。而粮食问题一旦爆发，更是会直接引发社会问题。这种趋势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使得今年开始的这一轮全球范围内的“通货再膨胀”同样会成为政治与经济的“混合品”，无论是成因，还是结果，都将凸显这一特征。
■旁边报道
想象美国一次性加息1%的可能
危机来临时美联储出手很快，但当市场稳定、繁荣开始时，其货币操作总显得迟钝，并导致泡沫的生成。很多人在质疑格林斯潘2001-2006年的货币政策操作时总会提到这一点，但这样的批评难免苛刻：货币政策操作的时机选择到底是基于经验还是事实？
相信伯南克现在的想法与格林斯潘2002年的担忧存在共通之处：通货紧缩“前景非常可怕”，所以他们都选择了在危机爆发后迅速降息并持续下去。
但美联储2002年11月的议息会议记录显示，美联储当时就认为房地产是一个关键的利率敏感行业，旨在降低通缩风险的降息措施将提振房地产市场。事后证明，在摆脱了信息技术泡沫和“9·11”阴霾后，美国确实出现了信贷和楼市泡沫。但无人可准确解释是否降息周期必然引发楼市繁荣，尤其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事实上，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更像是“引导”庞大资金在美国、乃至全球重新配置，其背后既有金融资本的利益诉求，也有政治和其它目的。所以，信贷泡沫和楼市繁荣只是达到这一目的表象而已。
我们现在无法确定美联储本轮降息周期会否激发美国经济新的增长动能，但当前美国货币政策对外的“副作用”似乎要远大于“对内效果”。本轮降息周期正使得全球的庞大资本快速向更多市场“渗透”，除了延续和加剧一些市场和货币的泡沫，也在为未来一次集体“抽离”积聚能量。
事实上，那些现阶段“风光无限”的市场和货币应担忧自己的未来：美元资产的吸引力正逐渐凸显，伯南克颇有“想象力”的一次性降息0.75%的疯狂举动，也可能是在全力释放利空。想象一下将来吧：如果一次全球性经济降温终将到来，谁会最先“起身前行”？那时，美联储不再会担心自己金融市场，一次性1%的加息举动，可以把分散在全球各地的资金快速吸引到美国。
查一下美国上次的繁荣路径吧，虽然“形不似”，但“神”也许是一样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