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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增加值等个别数据，反映4月份宏观经济运行的指标已陆续揭开了“面纱”。在已公布的指标中，零售额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
在零售额方面，4月份零售额同比增长22.0%，增速快于3月份的21.5%，创1996年2月以来公布数据中的最高月度增速。零售额增速创12年新高的真实情况是，实际负利率水平和消费品价格的不断上涨，促使消费者被迫减少储蓄、增加对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同时，民众不断上升的通胀预期也增加了对商品的消费。因而，零售额增速加快，更多地反映了高通胀之下消费者的“被迫”消费。举一个例证，国内零售额增速的上一个高点是1996年2月的28.1%，但当时经济同样受到严重通胀的影响。
因而，消费和投资的高速增长将非常有效地弥补出口疲软所让出的“空间”，拉动经济增长的两驾“马车”将由投资和出口变为投资和消费；经济增速虽会有小幅降低，但实现全年经济的高增长根本就不是“问题”。这在今年一季度已经显现得很明显，在净出口负“贡献”的情况下，GDP仍实现了10.6%的高增长，仅比上年同期回落1.1个百分点。
但通胀的严峻形势却无论怎样忧虑都不为过，控制通胀应成为一切宏观经济工作的重心。刚刚公布的4月份PPI同比增长达8.1%，为连续第九个月扩大增幅，并刷新了3年多来的纪录，真实反映出进口价格以及国内能源、原材料上涨在逼迫工业制品不断涨价的现状。零售额高增长所显示出的民众强大的购买欲望，将使高位PPI更加容易地传导至下游的CPI。
短期内控制通胀的关键仍在于央行紧缩货币政策的力度和方向。现在很明显的情况是，央行在运用利率手段时已明显“投鼠忌器”。这其中的“器”，便是中美利差倒转所引起的热钱涌入压力。自今年年初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开始低于国内一年期存款利率以来，再未见央行有加息的动作。不过，即使在央行未加息的情况下，人民币不断升值和倒转的中美利差，仍然使得热钱汹涌而来。一季度我国贸易顺差和FDI共688亿美元，同期外汇储备新增额则达到1539亿美元，且不说贸易顺差和FDI中所隐藏的“热钱”规模是多少，单是不可用前两者解释的、带有很大热钱嫌疑的数额就达到850亿美元之巨。
在这种情况下，央行的态度倒是很明确，继续实行虽然不起什么作用的资本控制，同时加大数量型调控（控制贷款额度、发行天量央票和正回购协议，并不断提高准备金率）的力度。我们也看到，在4月16日和5月12日统计局公布高位CPI之后，央行都是通过在当天下午发布提高准备金率通知的渠道，来显示继续从紧货币政策的意图。不过，央行倚赖数量型调控的结果也很明显：数量型调控已近半年，但热钱涌入规模加剧，通胀也依然高位。
数量型调控的方式是被动的、效果也是暂时的———它只能被动地回收“前赴后继”涌入的热钱所带来的流动性，同时没有使资本使用的价格变得昂贵。试图从根本上控制通胀，央行就应该在数量调控和汇率等措施之外，提高利率水平以显示反通胀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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