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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花旗银行发行15 只海外基金之后，汇丰、渣打、东亚、德意志等外资行也纷纷效仿。部分人士认为，花旗银行的基金型QDII，其实就是代销境外基金，违反了银监会最新发布的 “商业银行不得以发售理财产品名义变相代销境外基金”的规定。
与花旗等外资行的灰色操作对应相比，中资行的QDII 倒是完全合规，比如通过添加了票据结构或者把多个基金重新组合包装，成为“全新”的银行理财产品，但实际的效果却是，产品结构复杂、晦涩难懂，收益更难预期。
问题更在于，即使是中资行的复杂理财产品，其最终的投资标的仍旧同外资行类似的海外市场的股票、基金、债券等。
另一个类似的案例是， 基金系QDII 刚出海就遭遇了“不测”(见表1)。
对此，一位基金研究人士称，基金经理能力欠佳、策略失误以及人民币升值，是基金QDII 败北的三大主要症结所在。
海外基金经理光环消退
之前，最初掌管基金QDII 的四位基金经理中，三位来自台湾地区，分别是南方全球精选（爱基,净值,资讯）配置的基金经理谢伟鸿，华夏全球精选（爱基,净值,资讯）的基金经理杨昌桁，以及上投摩根亚太优势的基金经理杨逸枫，唯一一位内地人士，是担任嘉实海外（爱基,净值,资讯）的基金经理赵凯。
对于上述几位台湾地区的QDII 基金经理，基金业内最大的争议有两点。
其一，尽管他们都曾有海外投资经历，但与在内地所发行的基金QDII的投资范围并不匹配。比如一位掌管全球配置型基金QDII 的基金经理，此前最丰富的经验主要在日本，而非全球。
其二，即使他们曾在其他市场取得良好的投资业绩，但是并没有内地超大型基金的投资经验。比如，华夏全球配置基金有关其基金经理杨昌桁的介绍称，“其1999 年管理的(台湾地区)荷银光华福尔摩莎基金创下报酬率超越大盘两倍成绩。”
但是，相比上述基金仅相当于数十亿人民币的规模，内地基金QDII 身躯显然过于庞大。
不过，在基金QDII 业绩不佳备受关注后，本土人士开始大举进入基金QDII 投资阵地。
2008 年3 月8 日，上投摩根宣布，增聘张军与杨枫逸共同管理亚太优势，而在此前，该公司人士曾私下透露，相比其他3 家同时期发售的基金QDII基金经理，杨是唯一一位真正有对口(亚太地区)投资经验的。
2008 年3 月23 日，南方基金也公告称，增聘温亮与谢伟鸿共同管理南方全球精选，4 月9 日，又增聘李浩东为南方全球精选配置基金基金经理。
值得注意的是，2008 年初发售的工银瑞信 “工银全球”，所聘请的基金经理郝康和曹冠业都是内地人士。
重押港股策略失误
上述人士称，部分外资行发行的直投海外基金类产品结构简单、透明度高，投资者只要一看“基金名称”，就基本了解基金的投资主要方向和资产大致配置。与此相比，内地基金公司发行的QDII 显得暧昧。
他指出，导致四只基金QDII 的最直接因素，是投资策略出现失误：他们瞄准A 股与H 股之间的差价，重压港股和代表中资国企的H 股，并且选择买入的时机恰恰是“港股直通车”热潮时期，彼时港股涨势已甚高。
例如，南方全球精选基金QDII 说明书中显示，投资组合中对基金和股票投资占本基金基金资产的目标比例为95%，其中投资于基金的部分不低于本基金基金资产净值的60%，投资于香港股票的部分不高于该基金资产净值的40%。
根据其2007 年年报数据，南方全球精选基金投资于香港股票的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32.91%；华夏全球精选股票QDII 对港股的投资比例上限大约为60%，2007 年年报显示，香港股票市值占46.78%；至于嘉实和上投摩根的两只QDII 在港股投资上更是基本没有限制。
不过，2008 年初，由于香港市场同时受到美国股市与内地A 股不确定性加大的双重影响，表现相对落后，基金QDII 的港股投资比重有所下降。
升值刚性
除了以上两个因素，不管是银行系QDII 还是基金系QDII，都面临着刚性汇率风险。
比如， 从2008 年年初到4 月21日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近4%，人民币对港元升值幅度也达到3.87%。
不仅如此，截止到4 月29 日近一个月内，人民币升值速度似乎比预想中还要快，人民币对美元升值0.34%，而人民币对港元升值0.48%(见图1)。
照此速度预测，到今年年底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将在7% 左右。
上述人士称，即使不考虑可能的加息因素，投资QDII 的机会成本至少等于目前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4.14%与同期人民币升值幅度之和，倘若按照一年升值7% 的幅度测算，QDII 产品的美元年收益至少要超过11.14%，才算合算。
不幸的是， 在本刊统计的所有QDII 产品中，仅商品系列投资方向(新能源基金除外)至今仍为正收益，这或许已经是QDII 唯一的营地。
那么，对于投资亚太与全球非主题行业基金QDII 而言，这个问题当如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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