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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萌芽出现之前，格林斯潘或许已经完成了那本著名的自传，其中虽然流露出些许对低利率政策可能导致资本泡沫的不安，但整体上却仍表现出对美国经济“弹性”的信心，以及对联储货币政策运用的自得。
如今，对于美国经济金融的困境，多数人开始归咎于格老在2001年到2003年间采取的长期低利率政策。自从1987年成为美联储主席之后，与表象不同的是，格老本质上却是一个厌恶相机抉择的古典主义者，直到2001年转向激进，在给其带来促使美国摆脱经济低迷的荣誉同时，却也埋下了资产泡沫的阴影，也就是这一时期，格老引领全球货币当局回归凯恩斯主义。
应该说，格林斯潘时代对于全球货币政策潮流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在他之前，财政政策曾长期占据各国宏观调控的时髦位置，货币政策似乎难以登上主流舞台。然而，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全球金融的迅速深化，格老终于忍不住跳出暧昧而乏味的政策姿态，在21世纪扮演了调控“沙皇”的身份。
不幸的是，众多国家的货币当局都存在格老的“崇拜者”，在其“积极作为”的过程中，本国货币政策的“双刃剑”效应、全球货币政策的不协调性也日益突出。事实上，长期的经济理论和实践都逐渐得出一个结论，即从中长期来看，货币政策的过于“积极”可能弊大于利，或许回顾古典主义保守思路才是正途。
世界上有“聪明”的和“平庸”的货币当局，当“聪明”的货币当局采取积极政策时，经济不确定性的风险也在增大，而“平庸”的货币当局采取积极政策时，也经常会弄巧成拙。最佳的状况，大概是由“聪明”的货币当局采取保守的政策，但这却是多数格老崇拜者所难以做到的。
当然，各国货币当局面临的政策环境并不相同，但上述原理却是相通的。自从2004年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正式”淡出之后，货币政策便成为政府与民众心目中的宏观调控“明星”。无论是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就业等宏观政策目标，还是楼市、股市等具体领域，都体现着货币政策“躁动”的身影。
目前，大洋彼岸的伯南克延续着格老后期的政策思路，并且变本加厉地投入到凯恩斯或新凯恩斯主义的怀抱中，即使能够尽快把美国从次贷危机中挽救出来，也许只是为下一次的危机埋下伏笔。而在中国，我们有必要破除“格老崇拜”，及时反思一下货币政策的理念与思路。种种迹象表明，货币政策被人们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并且陷入“独木难支”的困境。其中不仅有一般性的原因，也有中国特有的制度因素。
有几方面因素导致了当前货币政策有效性大为降低。一方面，从数量工具来看，首先是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不断降低，金融创新导致货币的计量更困难，当前指标已难以反映货币供应的实际情况；其次是货币政策的可控性降低，货币供应体现出强烈的经济增长中的内生性；再就是货币供应与GDP的相关性下降，主要是“金融脱媒”使通过银行体系的调控效果有限。另一方面，从价格工具来看，利率市场化不足、利率与汇率政策缠绕在一起、利率与数量工具难以联动等，也使得利率政策效果实在有限。
由此看来，在基础政策环境与发达国家还相差甚远的情况下，中国货币政策的重点不应只是借鉴国外经验，而应放在努力创造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方面。面对各界对货币政策令人眼花缭乱的要求，货币当局更应当倾向保守主义，避免“多做多错”。而从整个货币金融管理体制改革来说，则要尽快通过改革外汇体制而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保障央行独立性、改革货币政策数量与价格工具、创造调控基础并为货币政策范式转变做好准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