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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消费品过剩背景下，中国不可能发生恶性通胀。形成此轮通胀的主要原因是以能源食品需求过剩为背景的输入型成本推动，而对这些全球定价的产品，中国没有调控能力。中国的生产要素价格逐渐放开是必然趋势，只要把握好放开的节奏和幅度，通胀就会稳定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对于输入型和成本推动型通胀，应谨慎使用货币政策。
一、在一般消费品过剩背景下，中国不可能发生恶性通胀
很多人把这次中国的通胀跟上世纪90年代初的那次通胀相比，或者跟过去几年俄罗斯、巴西两位数通胀率，以及今年印度的高通胀相比，担心中国会发生恶性通胀。个别研究机构甚至预测中国这一轮通胀会达到20%左右的恶性通胀水平。这种担心是一种脱离了中国经济当前具体背景的简单推理，是错误的。
中国的商品总体供给格局与上世纪90年代初的短缺经济背景不同，就绝大部分消费品而言，不是商品短缺，而是生产能力过剩。在生产能力总体过剩的大背景下，不可能发生短缺经济背景下才容易发生的恶性通胀。事实上，即使考虑货币贬值因素，绝大部分制造业产品，比如家电、汽车、纺织品、日用消费品等的绝对价格并没有上升，有的比10年前还有下降。
此外，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中国现在拥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庞大的地产市场以及商品期货市场。因此，居民没有必要为了避免货币贬值而像十多年前那样抢购日用消费品，企业也可以通过长单、期货套期保值等手段来管理自己的生产成本，也没必要像十几年前那样大量囤积原材料和产成品。
同样作为最近几年增长速度较快的经济体，中国的经济结构与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国有本质的不同。印度的增长是在没有发生大规模工业化的背景下，依靠软件金融服务业以及个别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带动下而崛起的；巴西的高增长是作为农产品(000061,股吧)出口大国受益于全球农产品的涨价；俄罗斯则主要靠能源出口和能源加工业。与上述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是加工制造业产品的崛起而带动的。所以巴西、俄罗斯过去几年有较高的物价上涨水平是很容易理解的。印度除了受能源价格、粮食价格影响之外，其制造业消费品生产能力也不可能同中国相提并论。所以上述国家可能出现两位数的通胀，而中国不会。
二、成本推动和输入型通胀压力将长期存在
历史上能够造成通胀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成本推动型、需求拉动型（供给不足）、外部输入型、预期因素、货币流动性泛滥等等。
首先，预期因素不会成为加速我国通胀的主要因素。如上文所述，中国不会出现“老百姓囤积消费品、企业和厂商囤积原材料”的情况。
其次，货币流动性因素也不是通胀的主要因素。中国确实有很多的货币流动性过剩，但是并没有形成“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产品”的局面，而是“过多的货币都趴在商业银行体系里贷不出去”。既然过剩的货币没有跑到消费品市场（居民存款稳步增加）、企业信贷也受到严格控制，那么货币因素就不是推动通胀的主因。
中国通胀形成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以能源食品需求过剩为背景的输入型成本推动”。
虽然不存在总体的需求过剩和供给不足，但是在能源和食品领域，中国的确存在供不应求的状况。全球铁矿石、石油涨价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至少在舆论上，“中国需求”是一个被炒作的题材。能源、原材料和食品价格的上涨，是推动我国CPI和PPI上涨的两个轮子。大宗商品推动了PPI的上涨，食品推动了CPI的上涨。
对于这种成本推动、局部需求拉动、输入型通胀的治理显然不太容易，因为中国对能源和食品的需求不太容易压下来，就算中国实际需求下来了，全球大宗商品和粮食价格也未必会下跌，因为对这两类全球定价的东西，中国没有调控能力。推动物价水平上升的另一个成本来源于劳动力价格的上涨。显然，即便有能力干预，政府也不应该干预，因为这是好事，不是坏事。
三、通胀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开始
多年来，政府一直在引导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尚未从根本上改变粗放式增长的基本模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结构，促使企业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中国产品在海外销售的品牌、渠道、定价能力和利润率，从根本上还是要通过实实在在的成本收益压力来推进。
过去几年，为了稳定下游的产品价格，我们对要素价格（比如成品油价、电价、煤价）的管制，不仅补贴了中国，而且补贴了全球。事实上这次成品油涨价和电价调整对PPI和CPI的影响不会有想象的那么严重。由于下游消费品处于供给过剩、过度竞争的格局，所以涨价能力不强。但是一部分过剩的生产能力有可能被压下来，另外一部分也必须通过生产效率提高来消化成本的上涨。这恰恰是通过市场手段推动经济转型的必要过程。
中国的生产要素价格逐渐放开，走向市场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只要把握好放开的节奏和幅度，通胀就会稳定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而可承受的通胀水平恰恰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真正开始的必要条件。
四、对于输入型和成本推动型通胀，谨慎使用货币政策
由于当前中国过剩的流动性没有去追逐过多的商品而是越来越多地趴在银行，所以货币政策对于抑制通胀作用不大。我国实施了一年多从紧货币政策，但是信贷总额依然高速增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更是超过了20%。也就是说，货币政策仅仅调节了货币在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之间的配置比例，没有起到抑制总需求的作用，却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微观资金成本，并且吸引了更多的热钱流入中国。
从当前的全球形势看，通胀本身可能成为一个长期的现象。
事实上，真正在过去几年稳定全球物价水平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中国、墨西哥、土耳其等国家。但是，在中国用自己的资源“补贴”全球的战略不能持续的时候，美国却为了应付次按危机而连续大幅降息，任由美元贬值。目前全球经济都进入通胀阶段，连欧洲等低增长国家的CPI上涨都超过4%，中国此时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去干预全球的价格。在全球通胀背景下，对于中国10%左右的GDP增速而言，6%－7%左右的通胀水平，短期内不可能降下来。
值得警惕的是，虽然GDP可以依然保持高增长，但是这种增加值的增长与企业利润的增长可能出现背离。
经过30年的财富积累以后，中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越来越高，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趋势越来越快；投资高增速依然可以保持在25%左右，尤其是灾后重建，可能还会进一步推动西部开发战略的加速进行，推动教育基础设施的加速改造、城乡基础设施的改造；出口尽管有所回落但仍然有巨大的顺差。所以中国的GDP增长是无忧的，最差也不会跌破9.5%。
但是增加值的持续增长未必能掩盖企业由于成本上升而造成的利润下滑——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继续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有可能出现上世纪90年代末期所谓“微观不好，宏观好”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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