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一季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累计升值3.91%，创下了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的单季最大升值水平。5月7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一度达到6.9848，较年初升值4.38%。
人民币对美元加速升值，不仅对我国的国际收支总量与结构均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也使国内金融机构信贷收支结构发生着深刻变化。理论界和舆论界围绕着人民币升值话题，在认识上出现了分歧。各种观点纷呈，令人有眼花缭乱之感。
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前提，如何正确看待人民币升值问题，事关重大，需要我们放宽视角，理性把握。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了加速升值势头。截止到3月末，以直接标价法表示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7.019，与上年末7.3046的水平相比，人民币累计升值2856个基点，升幅达3.91%，不仅是2005年7月汇改以来的单季最高水平，也是自1994年外汇并轨以来的单季最大升幅。由于美元外汇是我国的主要外汇储备货币，因此，中美汇率的剧烈波动必将对企业和居民的贸易行为、生产经营、储蓄行为、投融资活动乃至整个经济和金融领域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
从贸易角度看，本币升值利于进口而不利于出口，故一季度外贸领域出现了较大的结构性变化。与去年同期相比，出口增速回落6.4个百分点，进口增幅则提升了10.4个百分点，从而使一季度货物贸易顺差同比减少49亿美元，下降10.58%。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开始减弱，GDP增速出现回落。
尽管货物贸易顺差规模有所减小，但由于存在着人民币升值预期，资本和金融项下外汇流入规模仍在扩张。例如，从外商直接投资（FDI）来看，一季度，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274亿美元，同比增长61.3%。在中国香港地区，据金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一季度香港人民币存款较上年同期飙升了72%。这反映出有大量境外资金透过当地银行开办的“跨境代存”内地人民币服务，将资金转入内地套息。
一季度，国家外汇储备新增1539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多增182亿美元，反映出总的国际收支失衡仍在进一步加剧，人民币基础货币被动投放的压力不减，流动性过剩，通货进一步膨胀。
由于本币升值，出口型企业倾向于更多地使用外汇贷款，以规避汇兑损失来保住本就微薄的利润。今年一季度，金融机构外汇贷款余额达2688亿美元，同比大增56.92%，较年初增加490亿美元。就外汇贷款增量水平而言，今年一季度新增量是上年同期新增量的10倍。
与企业的上述行为相反，在美元不断贬值趋势下，居民部门的外汇储蓄意愿几近谷底。居民在金融机构的外汇存款余额已从2003年第二季度909亿美元的峰值水平，降至今年一季度末466亿美元的最低水平。而外汇委托及信托存款也在去年一季度达到119亿美元最高规模后，降到目前不足10亿美元的低谷水平。
外汇存少贷多格局的出现，导致外汇贷差急剧放大。自2006年第三季度首次出现外汇贷差现象以来，今年一季度外汇贷差已突破千亿美元，达1134亿美元之巨，较上年同期扩张了近17倍。
外汇贷差的迅速扩张，成为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一些中资银行通过“变卖”部分长期外汇资产来筹措资金发放贷款，例如回购式信贷资产转让等，这不仅进一步扩张了信贷，同时也使汇兑风险进一步向商业银行积聚。
上述国际收支结构和国内金融机构信贷收支结构出现的异常波动，突出反映了近一个时期以来人民币汇率尤其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所带来的影响，也使得人民币升值成为当前理论界、舆论界和实业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
从笔者掌握的信息来看，当前关于人民币升值问题，方方面面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既有升值论，也有贬值论；在升值论方面，有主张爬升的，有主张相机抉择的，也有主张放宽波幅由市场来决定均衡汇率的，还有主张跃升的，更有主张一次升个够的；在打破升值预期方面，既有一步到位论，也有阶段性自由浮动论，还有主张让市场看不懂的高深莫测论，等等。诸如此类，各种声音可谓五花八门，而种种观点也都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原因就在于人民币升值话题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从实际运行来看，人民币对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汇价是有升有降，并非一味在升值。例如，今年一季度，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对美元升值3.91%，但对欧元贬值了3.88%，对日元贬值9.58%。甚或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到今年一季度末，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对美元累计升值15.2%，对日元升值4%，但对欧元却贬值了10.9%。总体来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呈单边上扬态势，对欧元则呈单边下挫态势，对日元则时升时贬、升多贬少。
就人民币的现实情况而言，可以说，既有升值压力，也潜伏着贬值因素；既有一些被低估的因素，也存在被高估的预期；既有升值的正面意义，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既有来自经济、贸易、金融领域的影响，也有来自国际政治方面的博弈。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人民币问题绝非是一个简单的升值问题。
单从国际收支角度看，1994年外汇并轨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年年都是顺差格局，进入新世纪后，贸易顺差规模越来越大，而且资本项目盈余不断扩张，呈现规模庞大的双顺差格局。按照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人民币理应升值。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在资本项目并没有完全放开的情况下，我国在外汇管理方面实行了结售汇制度，外汇占款显然已成为货币当局投放基础货币的主渠道。这在预防外部冲击方面固然起到了重要的“防火墙”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进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其后果是，在越来越庞大的国际收支盈余格局下，要么货币政策的成本越抬越高，要么导致流动性泛滥，从而形成了这样一种奇怪的局面：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则贬值。
当升值预期进入单行道之后，国际资本一方面不断唱多人民币，一方面抓紧收购人民币进行套利活动，不仅扰乱和扭曲中国的经济结构，而且一有风吹草动，预期逆转，必将出现抛售人民币现象。例如，5月8日，人民币兑美元跌0.26%，报7.0052元，创下今年来最大单日跌幅。离岸市场交易的1年期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汇（NDF）跌1.24%至6.6005，触及2月来最低点。NDF反映市场对于人民币未来升幅的预期，显示出市场对人民币继续升值的怀疑态度加深。
从根本上说，人民币升值并非是一个纯粹的汇率简单升降问题，它的背后不仅涉及到经济的基本面、金融的基本面，而且还掺杂着复杂的国际政治因素。套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夕美国前财长康纳利针对美元泛滥造成全球不平衡现象曾对欧洲同行说过的一句话——“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我们也不妨这样来形容：人民币是我们的货币，但人民币升值问题却主要是作为国际清算货币的美元不负责地贬值所造成的。
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以来，美联储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注资行动，导致美元信用不断降低。正如人们了解到的，美元基础货币的发行，一般要受美联储手中掌握的美国国债规模的约束。笔者从美联储的公开数据当中发现：美联储手中的美国国债在2007年7月底时达到了7907亿美元的峰值，这是历经93年积攒起来的结果。但从去年12月开始到今年5月7日，美联储就减持了2540亿美元，其中，3月份减持803亿美元，4月份减持844亿美元。
美联储将手中的国债换回的是所谓AAA级的以次贷、信用卡和汽车贷款为基础的“垃圾”债券。如果按照目前每月800亿美元的减持速度，不出7个月，美联储就将用掉全部近8000亿美元国债。当手中的国债全部放出之后，美联储又将如何留住美元的信用？
在这样一种局面下，人们持有美元资产的意愿不断降低，全球通货膨胀加剧，不仅打破了相对稳定的全球汇率关系，而且给各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调整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新的挑战、新的风险和新的机遇。
人民币汇率确实存在着需要重估的问题，但并非是一些外部政治势力所强加的“升值路线图”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从根本上讲，中国最需要的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水平下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在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地位的格局下，在美联储一味滥用美元信用的情况下，作为一个主要是中低端产品的制造大国和贸易盈余大国，我们无法继续维持在低附加值与高企的能源原材料价格之间，惟有推高制成品价格，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以胀治胀，方能化被动为主动，促使美国在稳定全球汇率关系中担负起应尽的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币升值与贬值都不过是一种过程，汇率相对稳定才是根本目的。因此，笔者主张，人民币汇率的走向，既要让国家间决策层面看得懂，又必须让市场看不大懂，或升或贬，或小升或跃升，保持较大弹性以利相机抉择，从而打破投机者的升值预期，维护金融安全，为中国经济稳定发展和结构优化调整营造更为有利的汇率环境。 |
